形而上学的蜕变与思想的开端
提要：克服形而上学，开启出存在-思想的非形而上学之思，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一大主题。他认为，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在存在历史的舞台上各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交替出现共同演绎了形而上学蜕变的轨迹；海德格尔主张，思想的道路要实行“返回的步伐”，回到早期希腊思想的源头，回到思想的第一个开端那里去思存在之原始的意义。通过阐释荷尔德林的诗以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方面海德格尔试图寻获一种能够表达非形而上学存在之思的非形而上学的语言，亦即“道说”的可能性；一方面指明了当今欧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以及现代技术的绝对统治所蕴含的巨大危险，从而开启出思想的另一个开端。
关键词：形而上学 思想 海德格尔 克服
一 形而上学的蜕变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当然这里的遗忘并不完全是否定意义的，遗忘意味着对存在的遮蔽、存在的隐匿。如果真理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敞开、解蔽，那么这种遮蔽、隐匿则就是对存在的保有、抢救。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批判就是建立在揭示这种遮蔽、隐匿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真理作为解蔽、敞开、澄明始终伴随着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
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在海德格尔这里并不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遗弃，他说：“形而上学不能像一个观点那样被放弃。人们决不能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不再被相信和拥护的学说被抛弃掉。”（海德格尔，2005年，《演讲与论文集》，第69页）形而上学的追问乃是发自人的本性，一方面，形而上学从存在本身而来自行发生；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克服也作为存在之消隐而自行发生。因此，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是在存在历史上被思考的，它是关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原初经受的征兆，克服就是把形而上学移交到它自己的真理之中。形而上学作为遗忘存在的历史具体表现为形而上学历史上的一次次蜕变，海德格尔坚信，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的蜕变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希腊以降的形而上学追问的是存在者（what is），但它并不追问具体的存在者是什么？比如这个存在者或那个存在者是什么？而是“是什么”本身？也就是说，它追问的是一般存在者的根据问题。这个一般存在者首先在柏拉图那里被思考为ίδέα[相]，进而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对象的对象性（表象性），最后在尼采这里被把握为强力意志。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种蜕变概括为三个典型阶段：⑴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⑵近代笛卡尔-康德时期；⑶现代尼采时期。
⑴ 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
形而上学的蜕变首先就发生在希腊人那里，早在希腊人把存在规定为持续的在场时，对存在者是什么的追问，就已不再是追问存在而是追问存在者了。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追问“是什么？”而这个“什么”总是指向某个存在者，因此问存在者是什么，被问及的仍然是一个存在者而已。也就说，这种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者的优先地位使得希腊人对是什么的追问指向了存在者的普遍本质，而普遍性、共性就成为存在规定的尺度。因此，当希腊人开始追问存在者是什么的时候，存在者之存在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根据，并没有真正地被问及、被把捉到。海德格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已经开始消失，ἰδέα[相]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根本上指的仍是存在者，作为ἰδέα的存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者。他通过剖析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指出，从ἰδέα这里开始，“真理不再作为无蔽状态，不再是存在的基本特征，相反，由于乞灵于理念，真理变成了正确性，此后就成为存在者之认识的称号了。”（海德格尔，2001年，第269页）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便成为“哲学”，而这种首先从柏拉图发端的“哲学”，此后便具有了后人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作为希腊哲学的完成，由他所规定的πρώτη οὐσία（第一在场、第一实体）自然也不再是存在的原初现身。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从存在者的运动状态出发来寻找存在者存在的原因的希腊人,他在《物理学》中给出了一个关于φύσις的解释，这个解释支托并且指导着后世对“自然”之本质的解说。从他开始，运动存在(Bewegtsein)才被作为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特别地被探究和把握。运动状态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就是在场化的方式。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不同，亚里士多德主张，当下个别的存在者决不是非存在者，相反，就它们自行置入到在场化之中而言，它们恰恰就是存在者。这里的关键在于μορφή[入于外观的设置]和置入到在场化之中，然而，μορφή并非某种在质料那里现成的、存在着的特性，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即οὐσία；“入于外观的设置”同时也意味着一种κίυησις[运动状态]。当罗马人把μορφή翻译成“形式”(Form)时，这些意蕴都丧失掉了。亚里士多德说，仅仅具有δυνάμει[适合性/潜能]的东西，还不能说是在场。可见，在他那里，μορφή构成了φύσις的本质，或者说，至少是参与构成了φύσις的本质，而且相较于ϋλη[质料]，μορφή在构成φύσις的本质中具有优先地位。因为，“我们是在某物以ἐντελέχεια[隐德莱希] [①]的方式存在之际，才把它称为真正的存在者的。所以，μορφή必定以某种方式于自身中包含着ἐντελέχεια之特征。”（海德格尔，2001年，第328页）海德格尔认为这个亚里士多德自造的名称ἐντελέχεια[隐德莱希]包含着那种标志着希腊哲学之完成的关于存在的知识，而且也包含着那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后世的形而上学与开端性的希腊思想的疏远程度，也可以根据对这个概念的曲解加以衡量。
⑵ 近代笛卡尔-康德时期: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第一次蜕变发生在古希腊，那么它的第二次蜕变则完成于近代。持续的在场被规定为实存，实存进而被规定为知觉。如果说在希腊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过视觉隐喻把存在规定为在场状态，那么近代以来，这种视觉隐喻就以表象性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不管是笛卡尔的“我思我在”对res cogitans的设定，还是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功能化设定都表达着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确立。当世界被人类的理性之光一分为二,一边是不能思想的res extensa，一边是能够思想的res cogitans，二者的同一性问题就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才会有esse is percipi，才会有康德对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