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
提 要：20世纪的西方为什么体现出“哲学转向”？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究竟应当向何处去？本文结合对许茨的、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现象学社会世界研究的批判性考察，不仅肯定这种转向的存在，也指出了其实质性内涵是通过走向“社会世界”而寻求彻底改变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立场和论视角；同时，由于许茨和绝大多数当代西方哲学家一样仅把“过程”和“建构”当作理所当然的基本预设“点到为止”、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认识和系统深刻的研究，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只有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学术研究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使我们自己通过直至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在今天的世界哲学论坛上具有一席之地。关键词： 社会哲学转向，社会世界，“过程”和“建构”，“历时性”和“共时性”，社会个体生成论
个人简介：霍桂桓，男，1963年生，河北深州市人；社会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世界哲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如果鸟瞰一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基本倾向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以“语言学转向”为具体表征的“社会哲学转向”（turning to social philosophy）[1]，以及作为这种“转向”的学理基础而同时存在的、对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倾向的逐渐摆脱过程——无论哲学所集中体现的“语言学转向”、科学哲学所体现的“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倾向、欧陆哲学界对主观理解和解释的关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其后主义延伸、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各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社会学通过关注个体主观意义体现出来的“元理论”探讨，还是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对哲学、社会哲学、伦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文化哲学、文化和文明沟通与对话冲突问题等等几乎所有各个方面的研究，似乎都从根本上表明了这种基本倾向的存在和不断的趋势和过程。
那么，这种基本走势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什么？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和把握这样的基本倾向及其各个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无论我们在这里得出的具体答案是什么，进行这个方面的探讨似乎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哲学研究取向，因而可能在有助于我们提升自己的哲学思维水平和研究水平的同时，有助于我们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做出中国学人自己相应的贡献。本文旨在通过以现象学社会学家A.许茨（Schütz）所进行的“社会世界”[2]研究作为个案，简要地从元理论[3]角度分析和研究其诉诸“过程”和“建构”的做法在方法论视角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为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研究探索一条可能有价值的进路。
一、社会世界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流派的“众矢之的”
即使仅仅从“社会哲学转向”这个术语的字面上看，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尽管体现这种“转向”的上述西方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具体学术观点五花八门，但是，无论这些流派和观点具有多么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运用了多么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各自的具体研究涉及多么不同的社会生活侧面，我们都可以说，以“社会世界”的某些方面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它们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所以，只要承认上述西方诸思想流派以及其具体表现，我们就可以形象地说，“社会世界”几乎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乃至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探讨的“众矢之的”[4]。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只要抓住了“社会世界”这个关节点，我们就有可能在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相关学术观点的过程中，达到“纲举目张”之效。这里的问题在于，“社会世界”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众矢之的”呢？
就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现状而言，即使不具体阐述已经得到中外学者大量关注和论述的、现实社会诸方面对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的剧烈和推动作用，我们也可以说，西方的学术思想发展到20世纪，实际上已经面临着必须彻底变革其基本研究立场和方法论的局面——如果运用现象学所倡导的“面向实事本身”的基本立场，从纯粹学理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情境，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20世纪所具有的社会现实环境及其多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变迁，已经使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二元分裂对立基础之上的，分别由“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形而上问题表现出来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变得再也无法为大多数杰出的研究者所容忍了。这表明，只要今天的哲学家仍然希望继续操哲学研究之业、利用自己的能力真正从特定角度推动哲学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就必须对这种传统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突破和扬弃。这样一来，社会现实环境的冲击和要求就与学理探究方面的需要结合起来，促使当代哲学研究者通过重点关注主体的社会维度乃至文化维度，尝试从根本上进行这样的突破和扬弃——在我看来，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进行的各种努力，几乎都是与他们逐渐取向社会世界之某一个维度或者方面的具体研究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尽管这些学者本人未必公开承认这一点、甚至未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