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性与后殖民的反思的策略
论民族性与后殖民的反思的策略
历史的谬误总有历史的理由，时过境迁后我们很容易对前人的主张挑三拣四而不去审视导致这种局限的因素，却忘了自己同样身在局中，进而反思自己的言说的历史情境对自身的局限。毕竟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来的条件下创造。”[9]（p603）这层意思现在又被后现代主义者用自己的话反复表达着。因此，必须承认本文提出的一点想法是建立在对上述思想的吸取与反思上的，也是为上述思想所制约的。
一、历史化的民族立场
人们大都同意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互补，更强调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观照当下的全球文化图景。只是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互动中不可缺少一些必要的中介环节，任何从民族性一步跨入世界性的言说都难免蹈空。因为在这样一种全球性的文化间的对话中，无法抹煞各自向往的“世界性”的差异（因为难以抹平不同文化需求的、认识的差异），从而任何一种“世界性”的表述都是只是一种表述，一种在全球性的语境中寻求共识与理解的渴望。但我们同样无法抹去各自“世界性”的需要。从而由此反观自身的言说立场，审视自身的文化需求与渴望是一种走向“世界性”共识的必要中介，这就需要审定这些主张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关联，看到民族性内涵的历史演进，历史化的民族立场正是此意。
虽然“民族”有可能成为推翻殖民主义暴政之后建立新的暴政的幌子，但是就象不能因噎废食一样，“民族”还是可以成为我们思考东西方文化权利关系时的一个起点。因为虽然全球化的进程使地球各个角落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由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疏密程度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这种个体的生存体验和现实要求虽然千差万别，但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群中的一员。其次，诚如不少西方后殖民批评家所言，我们应该避免以“民族”代言人自居，因为它有可能建立新的压抑机制，但只有作为民族中的一员，我们才能肩负起建构的责任，而不是不停的批评、解构。而且民族文化建构必然是一项集体事业而不是个人行为。再次，只有成为具体社群中的一员，对自身局限的批评才成为我们当然的权力，而且这种批评才能体现出力量，我们的思考才能使其他成员感同身受，从而获得行动的能力。一种超然的、置身事外的立场是很难获得共鸣的。
民族立场还意味着对文化传统中的解困能力的挖掘。因为在传统属于我们之前，我们就属于传统了。所以，每逢特定的历史关头重审传统，几乎是人类的思维定势。在这个呼唤交流与对话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呢？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样的思想成果确实不在少数。例如，“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就蕴含了承认差异、互依互存的辩证思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通变观。“拿来主义”不仅表现了文化激烈碰撞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还蕴含着“吃了牛羊肉，不见得就长牛羊肉”（鲁迅语）的勇气与自信。这样说不是为了作一种自抬身价的比附，而是为了提供思考当代文化交流中的问题的多样性思想资源。
这样的民族立场表明了一种对亘古不变的本真性的否弃，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对其内涵的具体规约性，从而它的指称范围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观念，必将为新介入的历史因素所改变。但是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它又因其作用因素的相对稳定性而不是流动不居的，它在相应的历史情境中有明确的内涵和主张，因此它也不意味着见风使舵和人云亦云，它同样是一个坚定的思考前提。
也许这样的立场免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嫌疑。但现实的看，文化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于确定的时空中的实体，放在那一成不变，我们想拿就拿。它实际上随所属的社群的选择而变化，永不重现。文化形态的改变往往在文化交流中尤为突出。我们常常渴望“中西合璧”，但这其中隐藏着一种乌托邦的可能，即在于认定两种文化的整合之后的产物一定是优化组合。而现实的文化整合并不保证这种理想状态的出现。因为任何文化都是独特性与局限性共存的，有时甚至达到难以区分的地步。整合的结果并不一定排除局限性，比如后现代的解构游戏与中国的玩世不恭的结合；也并不一定保证独特性、精华性的留存，比如现代埃及人不知道金字塔是如何建成的。而文化的交流对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在现存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吸纳其他文化质素，在无法预知结果的情况下自持一种稳妥、渐进的姿态，有利于保护已有的文化资源。当然，一种严格的自省意识是这种立场所必不可少的，这种自省意味着宽容的对待分歧，意味着在自身的局限处敞开讨论的空间，意味着对批评意见的期待，并在批评中实现自我超越。
二、语境化中的对话。
倡导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几乎所有后殖民批评家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对话。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与实践的问题。对此，我觉得文化研究中的语境化原则是有启示意义的：
语境化意味着：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前者是就时间维度上说的，文化研究要求密切关注政治与权力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变化，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选择都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从而保持批判话语与反抗策略的历史开放性；后者则着眼于空间维度。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移置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中重新语境化。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40]（p29）
语境化意味着注意到自身特定的言说环境，进而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这样为了达到较全面的认识，对话就成为一种必须，而且这种对话才能脚踏实地，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照搬和任意阐释。这种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对话才能体现出真诚性。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真诚性正是公共场域对话开展的必要伦理前提。从语境化原则出发，任何民族的文化产品在进行跨文化、跨语境交流时，都必须是在经历其他民族对现实的历史情境的审理和两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比较之后才能重新找到生长点，而不存在原汁原味的照搬。这样，对话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不会是跟着说，照着说；这样的对话，才能是开放性、发展性的对话。中国对西方话语应该如此，西方对东方话语也应如此；其它话语应该如此，后殖民批评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