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
一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 ，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贺麟，1984年)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 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 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 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 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外国哲学的 代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 、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 、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 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又有思想倾 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 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 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 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 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 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黄见德，第94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 ，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 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 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 作为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 哲学著作有直接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 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 对郭斌苏、景昌极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 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 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康先生于 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 《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使它不仅 是原作忠实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 腊哲学的兴趣，贺麟先生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 ”。(贺麟，1947年，第40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 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 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 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 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