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不妨做做“农退”文章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要有新思路。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在“三农”问题上具有深刻内涵的创见。这一创见，突破了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框框，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必须是着眼社会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倘若离开这个大背景，无视这个总抓手，仅在农业或农村内部搞这样的调整、那样的改革是远不够的。应该说，这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启迪，触动了我较长时期以来就有所思的一些想法，在“农退”的概念下集合、鲜明了起来。我以为，至少在我们苏南发达地区，已经可以通过跳出“农”字做“农退”文章来解决“三农”问题了。所谓“农退”文章，具体来讲就是：要敢于退出“农耕”，充分利用工业化积累的资本改造传统农业，发展跨越“粮食安全”的工厂现代农业；要敢于退出“农本”，彻底摒弃“食天农本”的狭隘小农经济意识，充分利用城市化平台刷新农村发展的轨迹；要敢于退出“农田”，冲破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营造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农退”归根结底就是要从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已经较为发达的实际出发，在不放松挖掘农业内部潜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加快缩小农村的地域和减少农民的数量，这样就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铺展开了更为广阔的通途。一、新时期愈加凸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各种深层次矛盾迅速表面化，迫切需要我们贯彻“统筹发展”思想“以退为进”闯出新路子
“九五”期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以超乎人们预料的速度实现了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但在基本实现温饱目标、农产品供求数量矛盾基本缓解后，一些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特质很快凸现了出来：一方面，来自于农的初级传统供给力继续极大增长，另一方面，当今市场的现实需求却已更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现实农村的问题不断向深层次演化，从经济、社会运行角度看，至少存在五大现实问题：
（1）农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长期受过分偏好数量目标的政策影响，加之国内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充分，价格信号难以发挥对生产的调节作用，致使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能得到有效平衡和对接。就粮食生产而言，1995年以来连续五年获得好收成，至1999年底，国家粮食部门的库存达到了5500亿斤，农民人均存粮达到1324斤，扣除生产生活所需，人均余粮在500斤左右，全国农民余粮总量在4500亿斤左右，两项合计，当年我国全社会粮食剩余量达10000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产量。
（2）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压力越来越大。据统计，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的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1260多万人，到1996年时达到高峰，累计吸纳了1.3亿元农民身分的工人。但1997年开始减少，当年减了450多万，次年又减了500多万，目前又回落到1亿多人的水平。2001年底，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江苏常州市农业劳动力仍占总量的39％，同期全江苏省为45％，而全国则超过50％。有限耕地上农业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要么反映为农业劳动效率低下，否则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这是农民难以富裕的根本原因。
（3）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以江苏常州市为例，1996—1999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42元，年均增长1.1％，这比1986—1996年平均增幅下降了17.2个百分点；从全国看，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增幅曾高达年均9％，但从1996年往后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就跌到了5％以下，其中最低年份为2000年只有2.1％；而就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来言，这些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则根本就是下降的。2000年以后，农民人均收入虽出现了整体回升，但要持续较快增长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