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浅析普实克如何看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论文
西方诗学传统是在古希腊、罗马史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叙事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抒情文学的真正发展是到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浪漫主义文学关于抒情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后来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普实克看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直接渊源。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都受到以抒情性与主观性为特征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显著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直接发展的结果。普实克认为，“中国古代较为雅正的文言文学就具有明显的抒情性和主观性”，也正因为如此，欧洲文学这些“外来影响”才能“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如此适宜的土壤”。通过马克思主义内因、外因论，普实克深刻把握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并且，普实克细致分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不同，展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性，在中西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普实克对欧洲浪漫主义抒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深刻把握并阐明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的本质。通过语义对等性比较，我们能够看出普实克对中西抒情文学传统的认识及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特征的把握
一 中国古典诗文的抒情传统
中国较为雅正的文言文学在普实克眼中，主要是指诗、词、赋、散文等文人文学作品。普实克把抒情性与主观性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的主要区别来看待。他认为“抒情性在旧文人的文学作品都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在他看来，虽然在一般的中国古文作品中，作者通常都不是用个人化的风格来创作，而是使用一种固定的文体或表达形式，这中间几乎不能插入任何个人的成分，但仍然无法否认这些作品存在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特点。因为，作者的个人经历，他的观点、思考和感受，是作者创作灵感的唯一来源，这些特点尤其表现在中国传统的文人日记、书信等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只记录了作者对外部世界的一个印象、一种感受，或者描写一幅画面，或者记录一段经历，总之，这些作品都不注重情节、故事和叙述，而注重情绪情感的表达。除了笔记、日记这些文体之外，诗歌更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艺术表达形式”，中国抒情诗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普实克对中国抒情诗的特点概括如下：
长久以来，中国抒情诗一直在探索如何从自然万象中提炼若干元素，让它们包孕于深情之中，由此以创制足以传达至高之境或者卓尔之见，以融入自然窈冥(objective existence of literary works)的一幅图象。其背后的基本假设是艺术家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能于毫末照见大端，深入自己意想向读者表达的情景。诗歌的目标是成为芸芸经历大自然的同类体验之本质或精华，好比画于画家之为用。这种取态使艺术家揪心于摘选各种现象之典型，将之归纳为最基本的特性，以最简洁的手段作表达。这段论述深刻把握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手法的基本特征———融情于景，借景抒情，意象比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然意象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表达作者深厚的情绪。
中国古典散文的抒情性虽没有诗歌那样明显，但是普实克认为中国散文中，除去政论文或者反映官场生活的作品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对个人经历和感受的叙述，是大部分散文的主题。”，因此也具有抒情性。这种抒情性发展到宋明时期，“强调个性和内心倾向的倾向日益明显，作家们越来越公开自己的心理世界，把自己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古典文学中这些抒情因素都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影响，比如我们在郁达夫充满主观主义和抒情性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培育的各种文学形式，譬如日记、笔记、书信等等。清代之后，诗歌和散文这些占据主流的文学形式逐步为小说所取代，但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却仍旧被文人们延续到小说创作中，并进一步发展。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沈复的《浮生六记》等等，在普实克眼中，都充斥着对于作者个人生活的关注与表现，是个人主体性在封建束缚中的逐步复苏与张扬，与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是相通的。普实克在中国文化封建伦理纲常对个体的强大束缚中，看到了其中闪耀的个人主体性的思想火花，看到了古今抒情精神的一致脉络。
普实克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表述与大致同时期的陈世骧的论断几乎是一致的。陈世骧与普实克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最早提倡者。陈氏在他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文学的道统是一种抒情的道统”，《诗经》、《楚辞》是这种抒情道统的开创者，并且他认为这种抒情道统与以希腊悲剧、荷马史诗为渊源的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是相对照的，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原初的不同。但显然，普实克提倡的“抒情性”与陈世骧所论的“抒情道统”所论之情是有很大不同的。陈氏虽然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得出中国文学的抒情道统论，但在论述“抒情”这一关键概念时一直是站在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点上，以西方文学中的史诗的叙事性来理解与诠释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他以中国诗歌的“言志”精神来比拟西方抒情诗的自我倾诉与表现，把中国诗歌中的抒情统一化为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显得过于笼统。而普实克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论述则始于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抒情性的理解，却又深刻把握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独特情致。
普实克发现中国古典诗文的抒情传统与他原来所理解的西方抒情诗的抒情传统是不同的。西方的抒情传统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宣扬个性解放、心灵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主观和想象的创造性”。普实克在他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曾经引述过捷克一部百科全书对于抒情诗的定义：
抒情诗———主观性的诗歌，是内在生命的宣扬，主体感受和思想的表达。它和客观性的诗歌相反，客观性诗歌采用史诗和戏剧的形式，表现外部世界的现象，客观的现实和事件。……抒情诗是最私己、最隐秘、最个人化的诗歌形式，非常的自我本位。抒情诗人极力表述自我，即使他的个体存在不是他人所感兴趣的。
西方抒情诗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也偏于直抒胸臆型，敢于直接表达个人的主观思想与情感。而中国抒情诗往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诗歌的“言志”也好，“缘情”也罢，其背后往往都有着深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撑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怀，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也更为委婉、曲折、含蓄，因此，情景交融、物我比兴等等更为中国文人们所推崇。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其内涵较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抒情传统要大许多，它往往超越了对个人、主体、自我的论述，而指向一种“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普实克虽未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如此严谨的表述，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归纳与总结还是有此深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论述中。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特点
正是因为普实克从中西方抒情文学的不同渊源去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特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论述才能不拘一格，显示出融贯中西的色彩。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中，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及悲剧精神是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特征的总结，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在他的论述中，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具有“关注作家个人命运和个人生活的倾向”，开始关注“作者的内心生活”，“作者在作品中描绘或者分析自己的感受、情绪、想象甚至梦幻，因此作品越来越接近一种独白，呈现出作者性格和生活的不同侧面”。这种对于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关注是西方抒情传统，尤其是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典型表征。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在价值指向上大致是与封建主义相背离的，倾向于通过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反对封建教条对个性以及个人自由的压迫和束缚。虽然浪漫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对于主观性、个人性的强调还是比较一致的，即注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欧洲浪漫主义这种反封建特性与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对自我的存在与意义的觉醒”深相契合，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普实克最初也正是从个人的主体呈现这一点上来理解和诠释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的：
我们看到，欧洲浪漫主义具有自觉打破传统文学结构的显著倾向，他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反抗封建时代末期那种矫揉造作、因袭陈规、呆板僵化的艺术，浮华俗气的洛可可风格和启蒙时代理性的规范化倾向是这种艺术的代表。感情的自由发展，新兴中产阶级顺乎自然和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作为对一切陈规陋俗、清规戒律的反抗，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了反映。我认为，除了欧洲自然主义无可置疑的影响之外，从人们对充满强烈的主观色彩和自由表达情绪变化或个人经历的文学作品的喜爱中，我们还应看到欧洲浪漫主义的显著影响，更准确地说，相似的社会状况催生了相似的文学倾向。
普实克认为，欧洲浪漫主义具有“夸张的个人主义、悲剧色彩和厌世情绪”，这样的情绪与20世纪初期面临时代变革、急于打破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中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一种共鸣。这些浪漫主义作品“为作者解决自身的问题和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指出了某种可能性和途径”。普实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现代作家们，如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中间的流传情况看出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总结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生命的悲剧感以及叛逆心理，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倾向，无疑是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点”。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情感“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家们文艺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生活经历又总是忧郁的，充满了悲剧色彩”。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茅盾初期的小说作品以及郁达夫、丁玲等一批作家作品都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普实克引用鲁迅《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说明鲁迅的创作灵感多“来源于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因此具有主观主义的特征。郁达夫的小说更多是以其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为蓝本。茅盾的小说《幻灭》“令人信服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生命的悲剧性感受”。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与悲观主义不是某一位作家的创作特点，而是普遍地表现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创作中，形成与之前文学创作不同的风格。虽然清代文学中也具有一些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因素，但并未形成气候，只是吉光片羽式的表现。这种倾向直到五四之后才形成规模，真正开始对封建文化构成冲击。总体来看，此时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理解是停留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个人本位之上的，基本上是直接把欧洲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拿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抒情性特征，是以西方文化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后得出的结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理解也不断深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一文中，普实克详细论述了鲁迅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观抒情之独特性，也即与之前所说的以欧洲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之间的巨大差别：
(鲁迅的诗歌)相当程度地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虽然这些散文诗在形式上接近被目为颓荡派的“厄运诗人”(poetes maudits)的作品，但鲁迅创作这些散文诗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什么病态的心理和情感，而是如克列波索瓦(B.Krebsova)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个人的内心独白证明了，鲁迅的思考始终围绕着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感时忧国和为民族未来而奋斗的情怀。同时我们看到，鲁迅创作这些富有先锋意味的诗歌，与先锋艺术创作有时被解释为逃避现实的主观倾向没有任何联系，其创作动机来自于需要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准确地表达那个时代的感情。当然，现代人面临的斗争越艰难，他就越能意识到所负责任之重，所担任务之巨，这些感情就变得越复杂。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普实克已经注意到鲁迅散文诗中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与西方浪漫派之抒情传统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不在于是否病态、是否悲观，而在于其情感的关注点完全不同，西方浪漫派抒情的中心在于个人，而鲁迅抒情的.重点则不在个体，而在于其感时忧国的情怀。这种情怀的抒发方式虽是个人的、主观的，但其最终指向却不是主观的、内向的，而是与个体外部的时代环境具有深刻关联，个人的情感与时代情绪息息相关，是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精神的现代体现，只是所载之道已不是封建伦理纲常之道，而是以现代个人主体性为基点的现代民族与民主思想。鲁迅及其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的内涵也由此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
中国现代文学的其他作品在普实克看来也多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戏剧。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戏剧也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特征，“像部分现代诗一样，这些话剧也是内心苦闷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话剧与同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在特征上是一致的”，比如“田汉剧作的抒情性，甚至是某种感伤情调，也许正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强烈的主观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普实克认为，“话剧成为了表达作者个人情感和思想的首要方式，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观众讲话，剧中的大部分主要人物不过是作者本人不同个性特征的展现。”但普实克仍然强调，“这种话剧中的主观主义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并不意味着将作者个人一切隐秘的情绪和感受都表达出来，而是表达了作者的革命思想，是动员观众的战斗号角。”作者的情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抒之情则不是个人的私密感情，而是一种建基于现代启蒙思想之上的深刻的家国情怀，是个人情感与民族、国家情感的统一。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受浪漫主义影响最深刻的两位作家郁达夫和郭沫若，他们的短篇小说在表达形式上“很少关心外部现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并极其真诚地将这些感受描写出来”，“最鲜明地呈现了中国新文学的主观倾向，同时也最接近以《少年维特之烦恼》或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为类型的主观化的浪漫主义散文”，与日本的私小说也存在相同的特征。但即便如此，普实克仍然认为这些小说的主观抒情性表相背后隐藏了更为深刻的现实诉求，这些现实诉求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普实克发现“中国作家所生活的环境是如此的逼仄，不允许他们像日本作家那样，只关注自己灵魂的颤抖，因此作家们要探寻一条道路，通过个人体验来理解和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候作者可以有效地将某种个人体验与现实环境的种种联系都纳入到描写中，使描写具有某种普遍的真实性，而使现象成为一个象征”。比如对于郁达夫的创作，普实克就认为，尽管早在第一篇小说《沉沦》中，郁达夫就表达过个人与身处的环境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往往会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催生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但是在郁达夫这里，他并不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是从社会的甚至病理学的立场来解释这种对立，从而削弱了对立的尖锐性。因此，在普实克看来，郁达夫的作品虽然极具浪漫主义的特质，但是纵观郁达夫的整个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一步步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普实克把郁达夫的创作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这条道路刚开始时的作品，是一些描绘作者感情和印象的片段的随意连缀，譬如《沉沦》、《还乡记》等，达到艺术高峰时的一些描写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作品，譬如《一个人在途上》、《过去》等。同时，郁达夫有意识地去了解和揭示社会现实，由此诞生了一些对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有突出贡献的作品，譬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上述分析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涵盖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涵，中国现代作家也一直努力在作品中把个人经历与个人情感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使主观的个人的内容可以反映和表现当时最普遍的社会精神。
浪漫主义式的抒情文学并未在中国形成大气候，普实克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特征主要限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之中。普实克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其中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虽然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浪漫主义情绪都是从清除封建制度的斗争这一土壤中孕育发展的，但在欧洲，斗争完全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和承担的，他们把全体民众都吸引到自己的阵营，来反对狭隘的贵族统治。但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却软弱无力，反对旧贵族的斗争并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导致资产阶级理想，尤其是不受任何约束、不考虑其他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理想，是根本得不到发展的，也不可能发展为欧洲出现过的各种极端形式的浪漫主义：从信奉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唯我论的早期浪漫派，到19世纪末颓废情绪孳生的形形色色的超人。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的反抗首先在工人阶级那里得到支持，而后是革命化的农民，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必须接受一种与西方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毫无浪漫色彩的意识形态，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觉悟来取代个人反抗到底的理想。因此，个人主义的思潮和个人浪漫化的反抗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再从客观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化、抒情化倾向来自于外部的刺激，但其真正的起因却在于中国社会特定的现实状况。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对欧洲浪漫主义的接受和传播主要是基于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改造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需要，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对欧洲浪漫主义的吸收主要在于其对于反封建性的接纳和鼓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其他的复杂内涵，如其对宗教的肯定，对“回到中世纪”的提倡、对神秘主义的喜爱或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都未被吸收。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从反封建上升到反帝国主义侵略，这时候以抒发个人主观感受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往往就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被宏大的革命叙事所取代。
最后，普实克总结道，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抒情性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是以描写个体的“欲望、要求、需要和情感”为主导的，这种文字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但在实际生活中承担了启蒙的任务，成为打破“封建的道德文章和文学作品中一再宣扬的旧的道德观念”，打破“关于人及人的情感的错误的陈腔滥调”的重要革命力量，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越发注重把抒情与现实斗争相结合，所抒之情也越来越丰富，不再局限于一己之私情，比如郭沫若的许多作品就直接抒发作者的革命激情，这时的抒情文学实际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武器”，承担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功能。应该说，主观抒情的现实诉求，或者说“抒情文学的现实底色”是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特征的认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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