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欧洲中古文学里的匈奴形象论文
由法国比较学者首倡的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中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形象。由于“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养自我形象的形成”，故形象学对“他者”与“自我”之间复杂的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频繁冲突对话的全球语境下，比较文学形象学显然能以其理论穿透性和突出的适应性发挥重要作用。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透视欧洲中古时期文学作品里的匈奴形象，是这一研究的极好范例。
欧洲文学里的匈奴形象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日耳曼人的英雄传说《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这是一首用古德语记录下来的诗篇，仅残存68行，流传于8世纪，文字记录的手抄本属于九世纪。描述民族大迁移末期时随东哥特国王狄特里希出征的希尔德布兰特，在三十年后返同故乡及在边境上和他儿子战斗的故事。年青时代的希尔德布兰特是东哥特国王狄特利希的一名勇士，由于日尔曼的一个首领奥多亚克的进逼，希尔德布兰特随同国王逃到匈奴人那里。三十年后，他返归故乡，遇到了一个战士，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儿子并赠给他一个金环。但是儿子却把他看作是一个狡猾的匈奴人，拒绝这个“异族人”的赠品，为了保持日耳曼战士的荣誉，向父亲挑战，父亲也只能应战，残稿在描写激烈的战斗处中断了。根据欧洲中世纪的其他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死》和《海瓦拉—萨迦》的记述，在交战中父亲打败儿子，他宽恕了儿子;但儿子却耍弄诡计，最后死于父亲之手。
渺远的北欧神话也可追溯到匈奴形象的描述。现存中古时期冰岛民间文学“埃达”及“萨迎”所收录的英雄史诗《伏尔松家族传说》中出现匈奴王阿提拉及其妹妹布隆希尔德的形象。在这个弥漫养氏族仇杀的血腥气息的悲剧故事里，兄妹二人都被塑造为充满贪欲，因一己之私而大肆杀戮的凶悍之人。阿提拉为占有莱茵黄金宝藏，强娶勃良第公主古德隆恩并设计残忍杀害勃良第国王贡纳尔，布隆希尔德唆使丈夫暗杀被蒙骗的无辜恋人西古尔德，一个为财，一个为情，不惜动用全族武力，使氏族之间狼烟四起，至爱亲人互相残杀，宫廷内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200年前后，脱胎衍生于这个古老诗篇的德意志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在继续演绎匈奴人“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的凶狠剽悍之外，又将其视作需要高贵的日耳曼民族用基督的光芒感召与教化的异教徒。史诗反复强调皈依基督教对匈奴国王埃策尔与日耳曼公主克里姆希尔特联姻的重要。当许特格伯爵代表匈奴王向克里姆希尔特求婚时，莱茵河畔己基督化的布尔恭腾王国要求公主再婚下嫁的前提是匈奴人己经真正皈依了基督教，否则她“如果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位异教徒，定会遭致普天下的信徒们愤怒谴责”。身为克里姆希尔特舅舅的主教皮尔格林更是不忘热情地规劝外甥女要促使自己异教徒的匈奴丈夫皈依基督教。也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日耳曼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信念，克里姆希尔特来到异国他乡的匈奴国度，并在不断努力的坚持下，让自己与匈奴王所生之子按照基督教的风俗接受洗礼。
显然在中世纪欧洲文学里，被视作“异族”的一系列匈奴人的刻画总是以负而形象出现，很少被肯定和赞同，其形象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狡诈凶残、强悍野蛮，被中世纪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欧洲主体文化定义为需要接受教化的“异教徒”。在欧洲人所构建的以“自我”为中心视角的文学表现情境里，匈奴人大多往往是灾难的渊蔽、魔鬼的化身、罪恶的象征、愚蠢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是缺少文明的化外异教徒。在信奉耶稣的欧洲白人世界里，来自东方蒙古利亚人种的匈奴人是有别于基督信徒的异类，作为“他者”的匈奴人极难获得主流民族文化的认同。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反映了古代欧亚社会各民族之间在互相交往，彼此渗透过程中的历史状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民族心理，同时也表明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诠释了文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必然关联。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于亚洲蒙古高原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草原奴隶制帝国，活跃于中亚蒙古大草原，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秦汉之际强大的匈奴帝国在使西域诸国臣服的同时，也对中原所建立的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政权构成严重的边境威胁。至少在中国的三国时代之前，这个崇武善战的漠北大族便是中原封建政权的心腹大患。为防御匈奴的侵扰，从赵武灵王、秦始皇到汉武帝，直至汉元帝，采取了多种措施，倾全国之力，软硬兼施，或和亲通好，或通西域断其右臂，或采取主动攻击，深入大漠的连续而有利的攻击。赵武灵王、秦皇汉武等人的伟大功绩中至少有一项是持久而顽强地对匈奴的抵御。中国文化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胡服骑射、万里长城、昭君出塞都与匈奴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由于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并在与中国封建王朝或战或和了近千余年后终于落败，南匈奴逐渐消融于中华民族，而滞留中亚广裹草原的北匈奴的一支部众则经漫长的长途西迁，于公元1世纪末进入欧洲大陆。通过连年征战，兵利马疾的匈奴人很快在其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在此过程中，匈奴与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各个部族之间的交往互通也成为必然。其间既有和平相处的.友好往来，也有彼此的互相敌对，暴力劫掠，甚至侵略和征服。经常发生的武装冲突和战争，都会造成各部族的巨大灾难。这种动荡痛苦的生活际遇使中古时期的欧洲人极易在心目中将骁勇剽悍的匈奴人定格为不义的侵略者和灾难的来源，野蛮与强悍，甚至残忍与暴虐成为欧洲人对匈奴的集体解读。这种心理模式外化于文学作品，匈奴就成为固定的符号化象征，是人们记忆中挥抹不去的凶暴的代名词。同时由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几乎全民信教的欧洲人自然将无明确宗教信仰倾向的匈奴人视为非同类的“异教徒”，倍加排斥。
可以说，中古欧洲文学作品里匈奴形象塑造所带有负而性的主导观念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折射出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中世纪欧洲社会以基督教信仰确认“自我”，排斥异教的基督化过程的文化氛围中，欧洲文学对匈奴的文本展示大都立足于本土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识，都是以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的，给欧洲各国带来极大震撼的匈奴人成为中世纪欧洲基督化进程中的异类民族，被视作极端凶恶的异教徒，是处于基督教文明世界之外的、被否认的“他者”。欧洲中古文学作品里的匈奴形象体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下欧洲主流意识形态对匈奴的理解和阐释，包含着复杂的人文内涵，反映出欧罗巴大陆对来自遥远东方的异教民族的社会文化心态。
在历史的长河里，匈奴这个起源于中国周代北方的马背上的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数百年的游牧生活进程中曾建立过强大的草原帝国，纵横驰骋于欧亚大陆，对这一广阔地域的社会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多渗透裹挟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感情色彩，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野下，在一系列否定性词语的描述中，匈奴人成为欧洲中古文学里的“他者”，记载了欧亚大陆曾经的历史烟石，传输了一定历史时期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匈奴形象是亚欧大陆古代世界各民族间互通交往历史的浓缩，见证了彼此在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之间的差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人文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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