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形式批评的主要特点与现况
形式批评是指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通过文本的体制结构、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征的探讨，进而探索文艺本质的一种评批方法。下面是小编整理推荐的一篇关于我国形式批评探讨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在我国，形式批评可以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由于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与西方的形式批评不仅在性质上大相径庭，而且具有其自身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征。本文仅就我国形式批评的形成、特征及其现状谈一点粗浅认识，请批评指正。
一、我国形式批评的形成
自 《尚书·尧典》提出 “诗言志”这一文艺批评总纲之后，孔子的 “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便开启了我国形式批评的先河。然而，真正理论意义上的形式批评，则起始于春秋时期为文之法的探讨，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法批评，其代表论着是刘勰的 《文心雕龙》。
“法”是我国传统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论题，而探讨为文之法，或以具体的法则示人，又是我国古代众多文艺批评家进行文艺批评的核心所在。法的本义为刑法，引申为规章制度、行为准则。在我国古代哲人看来：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 ”仪“同 ”义“) ,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 《墨子·法仪》)因此，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也。”( 《墨子·非命上》)也就是说，先哲们认为，在文艺活动中言辞必本于义，义是目的，为宗旨; 法是手段，指实现 “义”的具体措施或方法。“义”与 “法”之所以必须结合在一起，就在于因 “法”而得 “义”,得 “义”而“出言谈”为文，才始能合于 “道”; 若言而无义，虽有高超的技艺也不能得其正。因此，“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义法”.
司马迁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于 《春秋》。上记隐，下至哀公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这不仅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义法批评的最早记载，而且还明确指出： 义法批评是孔子削 《春秋》时建立起来的。至于孔子所建立的 “义法”,后人释为五种，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杜预： 《左传序》) .可见，所谓的义法批评，是指通过材料结构、言辞选择、详略疏密等叙述方式的变化来寄寓作者一字褒贬之微言大义。
孔子之 “制义法”,标志着早在我国的春秋时期，先民们就对文章之义与行文之法的关注，认识到义寓于法中，法的本源在义; 为文理应求法，并通过法而突出其义。这种 “以义而求法”的观点，是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的传统观点，以至于直至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学家方苞还着重指出： “义即 《易》之所谓 ‘言有物’也; 法即 《易》之所谓 ‘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义法批评的基础之上，一种以文本的体制结构、表现手法及其审美特征为其批评对象的格法批评便逐渐发展起来，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 《与杨德祖书》、应玚的 《文质论》、陆机的 《文赋》、挚虞的 《文章流别论》、李充的 《翰林论》等是其早期的代表论着。
“格”,原意是尺度、法式，最初被用来描述人物的气质风度，亦称之为 “风格”,如 《世说新语·德行》中称李膺 “风格秀整，高自标持”. “格”或“风格”引入文论，始见于 《文心雕龙·议对》篇，称应劭、傅咸、陆机三人的驳议文或 “诠贯有叙”,或 “属辞枝繁”,或有 “锋颖”而未能剪去 “腴辞”,然 “亦各有美，风格存焉”.“风格”一词，自南北朝以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是对文本风范格局的统称，不过最初主要是指不同的体裁，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泛指不同体裁、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作家作品的审美特征，在我国古代文论中称之为 “风格论”, “因体以明法”是其显着的特点。
格法批评与义法批评是不尽相同的。义法批评所强调的是 “义”,是从为文之 “义”探讨为文之法; 而格法批评所强调的是 “格”,是从文本的体制结构、风范格局出发，探讨其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简言之，如果说，义法批评是从文章之 “义”与行文之 “法”的辩证关系出发，侧重探讨文之为文的一般原则，即普遍性的话; 那么，格法批评则是从文之体制结构、风范格局出发，着重探讨文之为文的各种艺术手段，即特殊性。在我国古代文艺批评家看来，这两种方法不但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甚至于还认为，也只有将两者给合起来，才可能对“法”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于是，建立在 “义法批评”基础之上的格法批评，也就成了我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形式批评的方法论基础。
对法的重视和探讨，在我国又是与传统的 “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思维方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体与用、道与器的合一不二，不但使人们十分重视文之表达，而且还认为文之为文在其表达中，即对法的归纳之中。在我国古代，文论家们将文之本体界定为三个方面： 文原，文用，文之表达。文原为文之由来，具体有三： 原于时世，原于人心，原于道义; 文用为文之功能意义，落在实处，即时世、人心和道义; 文之表达，即为文之法，其宗旨是探讨时事、人心和道义的表现手法。三者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是相对地各有所侧重而已。
对文之表达，自孔子 “制义法”始，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格法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其理论体系已日臻成熟，其代表论着是刘勰的 《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探讨时，也就是说，在探讨我国形式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人们往往数典忘祖，忽视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故不得不在此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