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看馈赠的文化意义
功能学派别名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派。1922年，英国人类学家马利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发表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探险队》和《安达曼岛人》，最早把功能主义思想贯彻在民族学著作上，人们因而将发表两篇专刊的这一年作为功能学派创立的年代。其后，马利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又在其论文和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功能主义理论。但是，功能学派并非完全由于马利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同年发表调查专刊而偶然产生，它主要是当时英国的政治形势和学术传统的产物。
摘要：功能主义人类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30至50年代，其中两位代表人物是马林诺斯基和布朗。尽管这两位专家的功能学观点各有偏重，但是其核心的观点――用功能来阐释文化现象，是不尽相同的。馈赠作为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种维持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重要的交际方式。那么从功能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来审视馈赠这一行为可以初步探索到馈赠实际上已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具有了深层的功能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变化。
关键词：功能主义;文化意义;馈赠
在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馈赠被看做是一种交换经济，同时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因而馈赠是一个包含诸多内容的整体，而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一件礼物显示了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关系， 礼物表达、连结和创造了社会关系， 有超出礼物的物质价值以外的价值。”[1]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馈赠具有了文化的功能意义。值得深思的是功能学派的出现启发我们从功能的角度看文化和社会的思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现实情况加以重新阐释，突显出它对馈赠文化研究的重要作用。
一、馈赠――一种文化行为
马林诺斯基在他的《文化论》中总结出文化的四个方面，包括了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物质设备如器物、房屋、船只等，它们是文化中最显明、最易见的方面，因而馈赠中自然少不了物的给予。二是精神方面的文化，主要包括种种知识，以及道德伦理上、精神上、价值观的体系范围。“在礼尚往来的交往过程中，其中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就是交往中总是人、物、事这三个因素精神性追求的增长。所谓精神性追求的增长，指的是在形成社会交往习俗中，‘人’是人格的追求，‘物’是完美的追求，‘事’是意境的追求， 三者合一，汇成一个时代交往习俗和文明的标志。”[2]“物”在其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媒介，物成为了礼尚往来过程的物质基础。笔者认为“人”这一因素不仅指人格的追求，还应包含在馈赠主体对馈赠物的所有权的观念上，馈赠行为的前提必须是主体在自己所有或所达的范围内才能进行。“事”除了是一种意境的追求，更是一种对馈赠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判断，这就是属于文化内涵中的精神方面。三是语言，它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也是从精神文化方面细分出来的一部分。而馈赠若只从礼物赠予这个行为角度来说是非语言的行为方式，若是从书面语言的角度来说，也有属于馈赠的类别。就比如中国古代赠答诗的出现，由此也可以说语言也是馈赠的一种表现方式。第四个方面是社会组织上对馈赠行为的划定。自古以来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扬名世界的中国，“始终秉承‘来而不住非礼也’的传统古训，把“仁、义、礼、智、信”奉为衡量人们道德操守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杆”[3]，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之间，馈赠礼俗成为了一种文化道德力量的规约，因而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礼仪文化，这无疑是维系社会组织良好交往的智慧锦囊。
在《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费孝通教授写出了自己对这四个方面的体会，为我们理解这文化四方面开启了一条道路：他认为马林诺斯基强调的是从上文四个方面来认识文化整体，认识整个人文世界，还有待找寻出其他可容纳的方面。这种思路投射到理解馈赠行为上来，我们可以说馈赠是属于文化内部的，是一种文化行为。正如这句很好的说明：“馈赠是给予、接受和回赠这三种行为的第一链，个人或群体不仅视馈赠和受人馈赠为义务，而且也视受礼后必须回赠或回赠同样的礼物，或回赠等价甚至价值高于接受之礼的更好礼物为义务。”[4]在这整个链条中有物作交换，作为物质基础;个人或群体的参与，拉动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义务意识的生发都说明了馈赠所具备了马林诺斯基提出的'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
二、馈赠的文化功能
功能学派，顾名思义就是用功能的观点来解释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现象，尤其是在分析文化现象时，即其 “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5]。功能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创的理论观点却不尽一致，他们都将每一种文化看作是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而马林诺斯基文化观更直截了当地突显了这一理念，他的核心在于文化的意义在其功能。马林诺斯基认为：“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6]馈赠作为一种文化，自然有其深刻的功能，是为了满足了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产生。
在功能派看来文化的功能归根结底是在于满足人的生物本性需要，其次由于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创造了文化的需要，为了维护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自然又会产生新的需要。马林诺斯基把需要分为了两个层次：“满足生理需要是第一层次，这是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它们得到满足的文化方式又造下了新的限制，因之，又发生了新的文化迫力。这个文化迫力又形成了第二个层次上的需要，也就是说，生活的目的是一种需要，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也成为一种需要，生活需要转变为文化需要，这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文化的手段迫力’”[7]人类的馈赠行为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从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种族的存活将食物分送给同伴，这是第一层需要，一直发展到今天，已形成蔚为大观的馈赠文化。其实， 馈赠看似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平常生活， 但在它的形成和规范中， 却有着多重力量的作用。可以说， 任何一次馈赠行为的发生， 都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物质需求与精神信仰等多重动力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从而显示出文化传承的复杂性。因此，以下馈赠行为的两个重要功能特点也许能说明馈赠文化的重要意义。
(1)馈赠是表达情感和意愿的交际行为
当馈赠礼物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那么不管馈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是出于何种关系，在给予――接收――回赠的链条中，双方的情感联系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通过馈赠循环，有助于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与他者关系的创造、维系与转化，最终使得社会运作更为有效。作为馈赠方来说，把礼物赠与他人，既体现了他对受赠方的关怀以及能与其共同分享喜悦或悲伤的情感，是对双方长期往来维持关系的一种希望之举;作为受赠方来说，能够得到别人的馈赠，心理上并不是功利的受到恩惠，更多是对双方关系的肯定。以春节发红包为例，在古代红包称为压岁钱，是为了给小孩除夕夜枕着防御“岁”这种传说怪兽的侵扰的一种传统习俗，到现代演变为中国人在春节时由父母或朋友送给晚辈或是有晚辈给老人的饱含着新年祝福的礼金。而对于西方人而言，圣诞节如同春节一样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祝福卡片、酒、糖果等都是礼物之选。虽然礼物不一，但同样是特定节日的馈赠行为，都是人与人之间表达祝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