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博物学文化
欧洲近代以来的科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数理实验科学，它将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有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旨在寻求现象背后的机理;另一类则是博物学，它的涵盖范围更广，有朴素形态，也有较为精致的形态。近代英国人在两种科学上都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实现了阶段性的巅峰式综合。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完成了数理实验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到达了博物学研究的最高理论形态。遗憾的是，数理科学传统日益壮大并保留了下来，而博物学则不断分解、萎缩，逐渐退出了科学舞台。但不可否认，博物学在英国近代科学文化史上，曾经获得了与数理实验科学相近或相似的地位，甚至某些时期，在人员参与、活动范围、成果数量、受重视程度和社会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后者。因此，科学史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轻视或忽略博物学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位，而应该努力反映出当时博物学的真实发展盛况。
厘清演变脉络，追溯博物之源
博物学在英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如此恢弘壮观，堪称18世纪的“大科学(BigScience)”。英法两国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强劲的对手，在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哲学思潮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巨大的不同，沐浴其中的博物学也自然展示出了各自的特色。总体来看，英国近代博物学更加重视经验，博物学家更多地致力于野外观察和收集工作，出版著作也多以描述不同个体的物种为主;而法国则更加重视理论创作，思考物种背后的关联。于是有学者认为，正如《百科全书》代表着法国启蒙运动一样，大英博物馆也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典型成就。当然，这里只是强调两国各自的侧重点，不是要否认英国博物学家在理论层面的贡献，或者否认法国博物学家的观察或采集活动。
在中世纪，英国就有许多人开始非常仔细地观察自然界了。12世纪后期的杰拉尔德(GeraldofWales)就极为精确地记录了鸟类和鱼类的特征。但整个中世纪，这种系统观察活动并不多见。直到17世纪晚期，博物学活动才变得连续，数量多了起来。如特纳(WilliamTurner)、雷(JohnRay)，通过辛苦的观察，描述了大量的动植物，并时常与欧洲大陆的博物学团体相互交流。1551年，特纳出版了《新草本植物志》(犃犖犲狑犎犲狉犫犪犾)，该著作是英国植物学史上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按照科学方法精确观察植物的新阶段;雷则吹响了英国近代博物学复兴的号角。他指出：植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在一切学科上都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在植物学方面：从普通百姓到王孙贵族，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装饰他们的花园或庭园;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历尽千辛、跋山涉水，探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带回隐藏的物种。雷出版了大量博物学著作，如《不列颠植物纲要》(犛狔狀狅狆狊犻狊犕犲狋犺狅犱犻犮犪犛狋犻狉狆犻狌犿犅狉犻狋犪狀狀犻犮犪狉狌犿)、《植物学新方法》(犕犲狋犺狅犱犘犾犪狀狋犪狉狌犿犖狅狏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7世纪末18世纪初正值英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博物学在这一时期复兴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首先，英国有着最强烈、最持续的经验论传统，主张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研究来认识世界，而不是从先验的第一原理出发，通过演绎而得出真知。中世纪的英国经院哲学受亚里士多德影响较小，于是，英国率先在经院哲学家内部发展出重视经验科学的思想。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认为，“没有经验，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被充分认识”，“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证实”。他论证了实验科学的优越性，强调了经验对认知的必要性。英国的经院哲学很快衰落，继之而起的新哲学抛弃了传统的守旧、思辨，从中吸收了重视经验的因素，便诞生了近代的经验论立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不仅大力鼓吹新的科学实验方法，更是将博物学纳入到了他的科学认知过程当中，认为博物学是通向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基石。他著名的归纳法分为三个阶段，收集足够多资料、分类列表、谨慎归纳，其中收集资料主要是博物学家的工作，之后的皇家学会遵循培根的思想，保持着博物学研究传统。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在1763年出版的《一个新的精确的博物学体系》(犃犖犲狑犪狀犱犃犮犮狌狉犪狋犲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中高度赞扬了博物学，“其他科学要么结果可疑，要么建立在纯粹的思辨之上，只有博物学，每一步都是实在和确定的”。
其次，自然神学的再度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近代博物学的复兴。自然神学根源于古代，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盖伦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特别是波埃修斯那本著名的《哲学的慰藉》，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从宇宙的设计中论证上帝的存在。自然神学将“理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中世纪，它是指不借助于《圣经》，而只用理性就能发现真理的领域，比如那些主张设计论的论证。随着新兴自然哲学成就的增长，从自然中所发现的设计论论据，逐步取代了先验的宗教证据。大法官培根、主教威尔金斯(JohnWilkins)、实验科学先驱玻义耳(RobertBoyle)等皇家学会的早期创立者认为，创造物与《启示录》一样，可以揭示上帝的存在。玻义耳甚至声称“狗腿结构中所表达的技能要比斯特拉斯堡钟所展现的技能更加美妙”。苏格兰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也热情地宣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证明一个神”。于是，能够展现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自然神学，便在科学文化及道德开化方面更加重要起来。人类可以从神的创造物的性质，比如丰富性、完美性、精妙性或者和谐性中去寻找其存在的证据和属性，这便促进了学者对自然的认真观察和详尽描述。从雷的《神在造物中展示的智慧》(犜犺犲犠犻狊犱狅犿狅犳犌狅犱犕犪狀犻犳犲狊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犠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犆狉犲犪狋犻狅狀)(1704)到佩利(WilliamPaley)的《自然神学》(犖犪狋狌狉犪犾犜犺犲狅犾狅犵狔)(1802)，这种传统一直没有断过，而且两本著作在当时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再版过多次。雷援引自然作为上帝的中介，既保留了上帝的智慧与仁慈，又对世界中偶然出现的明显错误或失败进行了解释。而佩利这部名著的副标题便是“从自然表象中收集到的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证据”，书中用到大量的博物学和解剖学证据，来论证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