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及其影响

时间：2022-10-19 09:25:16 文化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韩愈的师说及其影响

　　影响是指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来作用或改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韩愈的师说及其影响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韩愈为排拒佛、老，振兴儒学，提出了“道统”论。但如何使儒学以及的“道统”延续下去？为此，他在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两大原则，竭力鼓倡古文运动以改变虚浮文风，使文章能够直接鲜明地彰显“先王之道”（亦即儒学之道）的同时，更特撰《师说》，提出必须建立传授儒学之道的师生关系。

　　《师说》堪称很能反映韩愈思想、又能体现出唐中叶以后儒学发展新迹像的重要作品。其文不见，故特将见之于《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的这篇名作全录于下：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闻焉。今之众人，其下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惑，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贻之。

　　在这篇为弟子李蟠而作的文章中，韩愈开篇即将“传道”作为“师”之首要职责。所谓“传道”就是要传授孔圣儒学之道，并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传道”之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韩愈所处时代，生活中对于师生传“道”之事，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漠然视之，不仅家长为孩子“择师而教之”，只是为了“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并非以获闻圣道为目的，而且儒士大夫之间虽有师弟相称，却或之“群聚而笑之问之”，或则朋比为党，“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使他不得不深浑地叹惋：“师道之不复可知矣！”所以，他要很认真地向人们重提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教诲，讲述孔子学无常师以求获闻大道，并且“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故事，以期学者“无贵无贱，无长无幼”地择善而从，唯“道”是求。如此，儒学振兴方能有望，孔圣之道才能代代相承，永存于天地之间。

　　这确乎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柳宗元曾述其时状况道：“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1）在这种风习下，韩愈不仅著《师说》，提振“师道”，而且毫不含糊地招收生徒，传道、授业、解惑，践行其“师道”。但这并不为世风所容，每每受到人们的讥讪。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常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常熟，又絜絜而东，如是者数矣。（2）

　　由此当可想见韩愈以师道传授儒学所承受到的沉重的社会压力。唯其如此，柳宗元虽亦重视“师道”，却一再拒绝收徒为师，并坦言自己才能、胆气均不如韩愈。这就使韩愈只能“独谓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跆而复奋”（3）了。

　　“师道”之失，其来有渐，非唐所始。在先秦，孔子本是通过私人讲学亦即通过彰显“师道”来宣扬其学，并创立起儒家学派的。孔子殁后，七十二子之徒乃至子思、孟子、荀子，也都代代相传孔子之学，宣扬和发展、光大儒家思想。所以，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师道”与“儒道”密不可分。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儒者与儒道均无甚地位可言。迨至两汉，儒学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但汉儒之学虽也师徒授受，甚至还很讲求师承家法，其所重者却是章句训诂而已，并不以宣扬儒道为意。魏晋以还，玄风骤起，释、老盛行，儒门淡薄，不断如带，圣道愈益湮而不彰。至唐韩愈所处之世，人们讥讪“师道”，表面看是不愿从师向学，实际上反映的乃是对汉魏以来儒学厌弃的心态。这也是儒学既发生内部危机，又受到外部冲击的反映。韩愈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并践行“师道”，就具有了应对外部冲击、消解内部危机，从而振兴儒学的意义。故其通过“师道”宣扬儒学的根本道理，其实就是对汉以来儒者章句之学传授方式的重大变革。这当然会遭到安于旧来学习方式人们的反对。柳宗元虽未像韩愈那样收徒为师，但在提倡“师道”方面与之有共同认识，故而他也对章句之学深致不满：“仲尼岂易言哉？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并提出真正有志于振兴儒学者就不应再为“章句师”，而应自觉认识到并担负起自己的职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4）

　　受韩愈“师说”影响，宋儒对如何“传道授业”、光大儒学问题十分重视。欧阳修接过韩愈的话头，进一步畅谈“师道”的重大意义，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三代之衰，学校废；至两汉，师道尚存，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自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夫以不固不信之心，守不至之学，虽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以迁之哉！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而未有合者，由此也。（5）

　　这就很贴切地阐明了“师道”与儒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儒学所以难于振兴，实因师道缺失或师道不立。读孔子之书、修儒者之学者，多为弋获功利而非坚持古道，这样的人既无古道作为内在精神生命的支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于儒学的真正信念，自然也就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依靠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使儒学抵抗住释、老二氏冲击而得到振兴呢？其实，如欧阳修所说的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这很值得今人深思。

　　如果说欧阳修从理论上发展韩愈的“师说”，那末，孙复和石介则以其自身实践来为人们提供了树立“师道”的表率。孙复（993一1057年），学者称之为泰山先生；石介（1005一1045年）是东京一带素有声望的学者，却对孙复执弟子礼。据说孔道辅（孔子后嗣，其时颇有名望的官员）谒见孙复时，“（石）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孙复）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6）此外，胡瑗亦通过在湖学和太学教授生徒，严格师弟子之礼，树立师道尊严，为加强师通竭尽努力。这样，唐代后期韩愈始倡，经过欧阳修和孙复、石介、胡瑗的弘扬与实践，儒家“师道”终于自先秦之后而重新树立了起来。到二程建立之后，这师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1）《唐柳先生集》卷一九《师友箴》。

　　（2）上书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3）《新唐书·韩愈传》。

　　（4）《唐柳先生集》卷三四《答严厚兴论师道书》。

　　（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八（外集卷一八）《答祖择之书》。

　　（6）上书卷二七《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赏析

　　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的骈文，大力提倡继承先秦两汉以“言之有物”的语言表情达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推动了这一运动的的发展，改变了不良文风，起到了解放文体的作用，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师说》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的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鼓励后进，应当刻苦学习，勇攀高峰。韩愈的这篇力作，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正面论述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择师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提笔点题，单刀直入。“古”字指出从师的历史传统，“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强调从师的必要。一开头就揭示出学者和教师的关系，作为全篇纲领，肯定坚决，不容辩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面规定了老师的职责范围，指出老师的作用，说明从师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指出认识事物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连用两个“惑”字，突出说明不从师的害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列举两种情况，旨在说明“闻道”是从师的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诠释前文，又强调从师是为了学道，凡有道者皆可为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的所存也。”进一步论述择师的原则。这是作者所说师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有道为师（包括“能者为师”）的原则，正中当时积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从师的恶果、表现和原因，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从反面论述从师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段首以感慨的语句开头，笔锋突转，引起读者注意。承上文“解惑”，从反面指斥当时不重视从师的不良风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旨在说明士大夫的无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连用两的个表程度的副词“益”来说明，从师的态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补充上文，进一步点出结果，以反问的口气启发读者深思。以上为分论的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焉”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众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释童子之师的作用，既有比较的意思，又为下文的“小学而大遗”做铺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比较的结果，落在“小学而大遗”上，足见那些耻师之人是糊涂的。以上为分论的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对比居于下层的人与士大夫之族对待从师的态度。“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写出士大夫极为荒谬的话的是为下文的评说感叹准备条件。“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几句是作者的感叹之词。点明师道不复的原因，对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叹。以上为分论的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三段，以孔子对待老师的言行为例，说明从师应有的态度，阐明教和学的关系以及能者为师的道理。照应篇首“传道授业”。

　　“圣人无常师。”此语见解精辟，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引出择师的典范。“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从师的行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师的言论，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紧呈上文得出的结论，且与开头的“闻道”、“师道”相呼应。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从表扬的李蟠，再肯定从师。总结全文，点明主题。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重视师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师道“作师说以贻之。”结尾点题。

　　本文的主旨是论述老师的作用，兼及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在论述过程中，批判了当时士大夫之族在从师学习问题上的愚妄态度，阐明了自己对师生关系的见解。论述时先从正面立论阐述，再从反面提出驳议，驳议时使用了对比手法。然后以孔子为例，得出强有力的结论。除开头立论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起句奇崛，气势磅礴。这篇文章不但开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几乎都是这样。韩愈常把自己的结论凝结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行文时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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