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生态批评论述里的全球化转向
[摘要]本文检视二十一世纪西方生态研究论述里的生态世界主义思想，并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AL)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的生态世界主义作为个案探讨。在西方学院里全球环境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氛围下，不少学者开始批评其生态批评内部的地方性生态思维。海瑟的书《地方感和星球感：全球环境想象》抨击此在地性思维与认同，并提出一个具有星球观的生态世界主义。大量运用全球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如“去地域性”(deterritorialization)、“去嵌入”(disembeddedment)、“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等概念，来丰富她的生态批评理论。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世界主义;海瑟;《地方感和星球感》;去地域性
根据《明日的星球》(Tomorrow's Planet)期刊《濒临绝种的动物：自然的911》一文，每天将近100种物种消失，即每15分钟就有一个物种灭绝。而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作后所带来的经济全球整合化，动物消失的速度有增无减。跨国资本家于开发中国家开设工厂以低工资雇员穷困的劳工，也更加深化世界不同社会、社区里的贫富不均现象，再加上大规模环境的破坏，最终导致生态系统与人文文明价值的全盘崩溃。此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破坏与危机促使当代生态文学文化批评家开始反思所谓的人类文明，并企图建立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环境与动物正义和伦理论述。鉴于生态危机实为人类全球化、后工业、消费社会、科技“文明发展”意识形态之危机，也就是说当前上述主流的意识形态无法维续生态永续，若要逆转此危机，人类必须全盘反省人类本身的偏狭的价值观，并重建一个以非人类为中心、涵盖大地万物世界观及秩序。在这里我来讨论前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会长暨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的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生态批评学者乌稣拉・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对西方生态批评界内部的在地化论述之批评，并提出全球化视野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论述之观点，以供其他非西方生态批评学者作为参考。
一、早期美国生态批评论述里的地方认同
受到美国环境主义启发而开展出来的生态批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生态视野与实践上的地方性与反现代性色彩。有意思的是，美国生态批评里的一种绝缘式或反全球化的地方主义本身与美国1960和1970年代环境主义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观背道而驰，如1972年阿波罗17号航天飞机在外层空间拍摄的“蓝色弹珠”(Blue Marble)的照片和“全球性思考，在地性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口号等等。海瑟教授指出，虽然环境正义运动在美国文学文化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其重要性甚至可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媲美，但是此政治抗争之视野尚未从“次国家的”(subnational)层面提升至一个“超国家的”层面(supranational)。它的原因在于这些具有政治抗争色彩的环境主义者从来没将苗头指向国家(nation-state)之层面，只停留批判某些现代社会的面向。同样，学术界里的生态批评理论的视野，还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态文学里的地方想象也背道而驰地倾向在地认同的地方主义(localism)，而忽略当代全球连接性与跨国连接对当地(或异地)的生态影响。
生态批评本身的在地认同，若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环境主义者本身对全球的连结(global connectivity)修辞和想象怀着一份不安与焦虑，因为全球化的想象总是与跨国资本财团企业那种表象和谐论调背后的阴谋论连结起来，而不管他们生态和谐论在某方面不断强调全球整合的不可避免性与跨国视野的重要性。“从生态批评这样的反全球化视角来看，”海瑟写道，“任何一个扩大领域的跨国和其他更新的一些世界性现代化方法无法为其提供任何观念及想象上的贡献。充其量， 跨国越界的领域只将国家国族视为一主要的压迫力量。”①其他不少学者也同样地指出现今西方主流生态视野的地域性的偏狭思维。如Greg Garrard在《生态批评主义》(Ecocritic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研究领域里的)生态批评研究必须要突破的地方之一是全球化研究或跨国研究。他提到未来的生态批评将面临的瓶颈是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此关系在二十一世纪之前很少被提出来。第二个关卡为“绿色人文主义与环境科学之间发展一个有建设性困难。”②另一位学者Simal Bego[n][～]a这样写道：“当代环境批评所缺乏的是一个对早期生态批评理论的一个修正与重估的世界观，使得生态批评理论能够适用在二十一世纪 ，那就是一个全球化、完全陷入跨国消费资本主义的世界，而其人民也显现出环境意识的迹象的世纪。”最后，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他的重新评估他的《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一书当中也曾这样反省道：
我发现我自己的立场与那些认为自然写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环境文学文类这样的视角太狭隘的看法一致。 我也同意一个成熟的环境美学、伦理，或政治必须将都会与内地相互渗透，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两者间相交错列入考虑。①
上述例子足以证明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已开始意识到此研究本身的地域性及其视野的局限，而此局限难以应付当前的世界全球化所要面对的问题 。举例来说，它不足以用来分析或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野来探讨北太平洋环流的垃圾漩涡问题(North Pacific Gyre garbage patch)或其他气候暖化、公共海域的污染和海洋、空中迁徙动物灾难问题。正如布依尔(Lawrence Buell)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过程以及与全球暖化有关的自然现象如美国卡崔娜飓风，皆需要我们超越国家式的思考。
二、第三波生态批评思潮与具有生态意识的“世界主义”
后期“修正”的生态批评除了开始结合全球理论如环境正义、后殖民主义，企图打破以国家、种族为单位的疆域思想的局限性，重要著作如Graham Huggan和Helen Tiffi合写的《绿色的后殖民批评》(Green Postcolonialism)与《后殖民生态批评主义：文学、动物与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此书结合后殖民主义批评与生态文学批评以进行跨地域性之文化研究以及文本分析。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则将此生态批评的新转向称为生态批评(或有时被称之为环境批评的)“第三波”。有别于1980年代着重于自然写作的第一波生态批评和1990年代扩展到其他非文学媒体、环境正义、都市生态和后殖民主义的第二波生态批评， 斯洛维克写道：“第三波的生态批评主义以俨然被接受成为一个新的批评写作形式。其范式超越了国家、种族的界限，并将不同人类文化将之比较。”他认为生态批评学者采用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方法来探索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冲突。②斯洛维克和现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会长的亚当森(Joni Adamson)两人共同为MELUS：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一学术刊物合编的专辑，将此专刊之焦点摆在此“第三波”的生态批评关注的议题上，即在承认种族、国家的特殊性之下，也同时超越种族、国家之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此第三波的超越种族、国家之界限是超越后殖民生态的想象，而朝向网状交错重叠的不同的社区连结与想象取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