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华核的史学批评观探析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学材料的亡佚和分散，致使学界关注较少。三国吴人华核还有可以考究的事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从论文范文中来看看他的相关事迹吧。
引言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学，人们关注较少，材料的亡佚和分散是其重要原因。近读《三国志·吴书》，知韦曜、薛莹、华核等①，实为吴国历史上的一史家群体，尚有可考之事迹，而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②，尤其值得关注。
华核，字永先，自孙权到孙皓，四朝为官。作为史官，他多次参与国史撰修。《三国志》卷六五《华核传》记，吴国第二代君主孙亮即位时，华核被召修国史。末代君主孙皓在位时，华核迁东观令，领右国史。作为朝臣，华核多次上疏谏言。
现今可见的华核的言论，收于严可均《全三国文》[1]《全三国文》，1448-1451中。《隋书·经籍志》载，“有东观令华核集五卷，录一卷，亡”[2]卷三五《经籍四》，1060.《旧唐书·经籍志》载，“华核集三卷”[3]卷四七《经籍下》，2058.《新唐书·艺文志》载，“华核集五卷”[4]卷六〇《艺文四》，1580.
《全三国文》收录华核十一篇文字，其中举荐陆胤、陆祎、楼玄、薛莹、韦曜有五篇，上表进谏有四篇，另有一篇《车赋》，一篇《奉敕草对》，可见《三国志》中所言“核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余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5]卷六五《华核传》，1469一。说确实为真。华核所荐“良能”之中，韦曜和薛莹与国史撰修关系密切。孙亮时，华核曾与二人共事撰修吴史。在韦曜和薛莹陷入危难时，华核上疏孙皓，力保二人继续撰修国史。
华核的言论着述“多不悉载”,实为一憾事，但据现存资料，特别是据华核为国史撰修举荐贤能的奏疏，能够明确地勾勒出华核修史活动的轨迹，看出他较为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华核重视史学，他的上疏虽然不是直接论史书、史家、史学而撰写的专文，但实际上却表现出他的史学思想。从史学批评史来看，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
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历史上有成就的史家及其撰述的称赞，对当世史学人才的关注，以及对撰修本朝国史的重视。
一、盛赞马、班的史学成就
三国承续两汉之后，两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奠基时期，正史的创立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是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及深远影响的着作，马、班的史学成就受到后代撰史者重视，成为史学批评所关注的内容。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
华核高度评价司马迁和班固的撰述才能和二人的着作。他在上疏中讲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这里“命世大才”是指马、班具备成就时代意义事业的才华，而二人的着作之妙可以与六经一同流传。经学，尤其是两汉经学，在当时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华核此处强调马、班二人的着作同“六经”一起流传下来，可见两部史着的重要性，他认为《史记》《汉书》居于史学着作的典范地位，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华核对马、班史学成就的称赞也表现出他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唐人殷侑提出，《史记》《汉书》等正史“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6]卷七五七《请试史学奏》，7855,认为二书亚于六经。在他之前，人们大多是从文献分类的角度来看《史记》《汉书》同六经的关系的。而华核对六经和史着的区分，不同于《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将《史记》附于“春秋”之后的做法。一般认为，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将史书从“春秋”类分出，开始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在此之前，魏国秘书郎郑默所着的载有分类方法的《中经簿》却已遗佚，并不可见。由华核的上疏可知，至少在三国时期吴国孙皓时，时人已经将六经和司马迁、班固的着作区别看待了。
除了肯定司马迁和班固的“命世大才”外，华核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班固《汉书》“文辞典雅”[5]卷六五《韦曜传》，1464.韦曜曾同华核一起撰修国史。孙皓时，韦曜因事被投入狱中，这时华核以司马迁的经历同韦曜的经历相类，上疏孙皓救韦曜。他讲道，司马迁为李陵游说而受牵连获罪，但“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5]卷六五《韦曜传》，1463.
在这里，华核认为汉武帝爱惜司马迁的“良史之才”,为了使他完成史书撰述，才免其死罪。司马迁《史记》撰成后，影响深远。华核无疑是希望以汉武帝爱惜司马迁“良史之才”一事为例，劝说孙皓重新重视韦曜的史才，重视一部优秀史书的重大作用，来免去韦曜的罪责。
然而，华核对司马迁着《史记》的看法显然同司马迁自己的看法是不同的。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时感叹《周易》《春秋》《离骚》等传世着作的撰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此他“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3300,成就了《史记》这部伟大的着作。这样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受到极刑，内心情感郁积却又不能忘记对父亲的承诺，从而发愤作《史记》。这也是《史记》曾被人称为“谤书”的原因之一，如卫宏《汉书旧仪注》言“有怨言”[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注一六，3321,班固言“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8]卷四八《典引》，682,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9]卷六〇下《蔡邕列传》，2006,等等。
后来亦有三国魏人王肃、清代学者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对“谤书”之说进行反驳。司马迁在李陵之事以前已经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此事受到牵连，被汉武帝处以腐刑，而非诛杀。试想受刑之后司马迁心中应是有不平之情的，他满腹抱负却无法全部实现，倾尽所有心血撰写《史记》，《史记》千古流传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其中饱含着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而汉武帝当时不杀司马迁的本意，与司马迁此前已经开始的《史记》撰述也应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看来，华核的`论述强调汉武帝在《史记》撰述中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也是针对孙皓对韦曜态度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机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