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再造与创新
内容摘要：城乡劳动力的“双过剩”，造成辽宁城市化水平长期徘徊不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战略上的偏差，造成第二产业比重的过度下降。工业规模的缩小必然导致就业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辽宁工业在资源存量衰减，投资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沿着扩张传统重化工业的道路发展，缺乏由扩大技术投入带动的精深加工业的发展，工业化结构水平低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产业调整步履蹒跚，整体经济缺乏活力，使城市化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带动力。
关键词：城市化 问题 成因 对策
辽宁的城市化是借助历史工业基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背景下，国家采取计划的手段和方式，自上而下推动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通过城市集中和扩展工业而进行的，城市化表现出集约式、外生性和内向化的特点。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国家计划投资体制和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辽宁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辽宁曾是我国最大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重工业一直是辽宁经济的主体。国家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的投资主体，而重工业的性质又要求以大型企业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因此，辽宁又成为我国国有大型企业最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城市因企业兴建而发展，企业——特别是少数几个骨干企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导致人们在进行城市发展中忽略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的持续发展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竞争愈演愈烈，这促使辽宁因经济结构矛盾所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激化。随着辽宁资源型城市原有支柱产业衰退或结构急剧变动，如抚顺地区的煤矿、本溪矿务局的转产、鞍钢职工转移等，短期内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大量的隐性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显性化。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的滞后使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渠道非常狭窄，就业问题成为辽宁较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业困难不仅会阻止更多的农民进城，而且会使部分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失去工作，回流农村，出现“非转农”和“逆城市化”，这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城乡劳动力的“双过剩”，严重阻碍了辽宁城市化的进程。
阻碍辽宁城市化进程的原因
综合钱纳里、赛尔奎因、艾尔金顿和西姆斯等人的实证研究，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动趋势为：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呈现强烈的上升趋势，从而拉动就业结构的演进。考虑到就业结构的变动是由产业结构变动引发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力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就直接表现为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并使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服务”这种商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因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从业人员的增加。这期间工业部门的发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从辽宁的情况看，由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使辽宁产业结构迅速高度化。这种产业结构高度是一种“虚高度”，它主要是通过高积累、高投入而实现的，这种“虚高度”并不能真正成为城市化的持久动力。由于户籍等多种刚性制度的限制，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就业扩张。工业化并没有与城市化同步发展，错过了推进城市化的最佳时机。“八五”以来，改革开放加速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企业全面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企业本身已产生大量富余人员，传统的依靠工业发展，特别是依靠规模扩张吸纳剩余劳动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老工业基地振兴，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技术排斥劳动将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将逐渐弱化。
近些年，辽宁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正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但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行业为主，如批零贸易餐饮、运输邮电等；代表发展方向的计算机软件服务开发、信息咨询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金融、保险业整体效益不佳，增长缓慢。应当注意到，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和工业发展、科技水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及人均收入等密切相关，不可能短期内由发展潜力转化为强大的拉力。就辽宁目前的城市化而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少地区的城市化缺少工业化的基础，城市化没有拉动区域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亦导致城市第三产业需求严重不足，发展缓慢。
就业弹性不断减小，一方面是由于每创造一个增量的价值所需要的劳动量变小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辽宁的就业结构存在问题。
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辽宁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上升，由1979年的18.5%上升到2002年的36.9%；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由1979年的44.7%下降到1994年的31.2%之后，又回升至2002年的34.4%；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则由1979年的36.8%上升到1988年的42.2%，又回落到2002年的28.7%。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是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是因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容纳不了现有的劳动力，迫使非农从业人员又转回农业，第一产业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第二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动则与规律相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辽宁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认识模糊，对传统产业界定不清，在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中忽视了工业化的任务，采取了“退二进三”的发展战略，造成第二产业比重的过度下降。1978—1991年，辽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71.1%下降到49.2%，降幅将近22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多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全国罕见。这之后辽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51.7%—47.8%之间徘徊。从2000年开始，辽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为50.9%，辽宁为50.2%），到2002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辽宁工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呈现出结构转换的停滞态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结构性增长滞后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辽宁工业仍沿着扩张传统重化工业的道路发展，在资源存量衰减，投资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缺乏由扩大技术投入带动的精深加工业的发展。世界银行报告的专门研究表明，人均GDP为1000美元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接近40%。2002年，辽宁全部工业增加值中，采掘工业占19.6%，原材料工业占48.58%，加工工业占32.26%；工业利税总额中，采掘工业占25.46%，原材料工业占48.88%，加工工业占25.66%。这表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在辽宁工业结构中仍占主要地位，可见辽宁工业化结构水平还是相当低下的。正是由于辽宁工业的“高加工”程度不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产业调整步履蹒跚，整体经济缺乏活力，使城市化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带动力，这是造成辽宁城市化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
创新发展对策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核心任务是区域再造和区域创新，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实施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城市化战略，以城市群为核心域，通过加速产业集聚和城市职能的转换、升级，合理调整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以城市群持续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振兴，这是在产业结构层面和空间布局层面解决老工业基地问题的主要途径。根据辽宁大城市集中且带状分布的地理环境、区域发展条件、人口与城市分布、区域基础设施配置状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走集约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实现人口和产业向比较优越的区位，即向沈大高速公路带的中心区域集中，加快辽中南城市群的发展，是必然选择。由于区位特点以及历史方面的原因，辽宁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经济带、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经济区三个经济板块，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观念，使得区域经济的整体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国际性的产业结构转移以及国家实施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为国际和国内资本投资的一个热点区域。辽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快辽宁发展对于整个东北振兴关系重大。辽宁要依靠市场机制进一步整合和配置资源，以建设沈阳经济区和发展大连临港经济为支撑，开发辽西北，加速发展县域经济，构筑辽宁特色的产业集群，在全省形成各具特色而又互补互利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选择只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把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培育辽宁“竞争优势”的关键是要在装备制造业原有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深化产业分工，提升产业功能，通过改革和重组，重新进行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效益，并适时实现产业内升级，即由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要打破地方壁垒，使企业得以在更大空间内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形成和壮大一批区域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提高优势产业在全国、甚至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装备制造企业或相关企业有机集聚，加快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增强辽宁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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