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迂谪后期文学创作之民俗风情
论文摘要：柳宗元谪迁岭南之后，由于长期受岭南民俗文化之浸染，并吸收借鉴当地民间文化元素，使其后期的诗文创作呈现出一种南疆特有的民俗风情。
论文关键词：柳宗元 迁谪 岭南 诗文创作 民俗风情 浸染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世有柳河东之称。贞元二十一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擢为礼部员外郎，然而仅半年时间，由于宦官、藩镇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于同年十一月和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在经历了十年的迁谪生活后，柳宗元奉召回京，而居长安尚未满月，一纸诏书再度将其与刘禹锡等四人出为远州刺史，即今柳州市，官虽进而地愈远，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卒于柳州任上。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正是这种迁客骚人式的贬谪生涯，才让其文风愈显成熟深厚，如陈长方所云：“……子厚在中朝时，尚有六朝规矩，读之令人鄙厌，自永州以后始以三代为师。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余力，便觉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关于岭南民俗风物及民间文化因子对柳氏诗文创作的渗透和影响，述及者甚少，本文以诗歌、散文为例，试分析之。
一、岭南风情在柳宗元迁谪后期诗歌创作中的的渗入
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主要以文章鸣世，诗歌创作则未人流派，然而细细品读，大家会感受到柳诗的风格有似柳文，似淡实浓，清峻简洁，亦可谓风致独异。尤其是谪迁之后，失意惆怅的苦闷心境加之迥异于中原的岭南民俗风物，使其诗歌的意境折射出一种别样的审美特征。下面分两个时期简要分析一下。
(一)初至柳州之时
柳宗元怀揣一腔“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热情，却因小人谗馅，先贬永州，再迁岭南，其愤懑之情，时人共知。尤其是从京师繁华之地来到这千里之外的柳州城，异域的山川风物，必然会给其带来文化上的强烈震撼，带着这种复杂情感，他在《寄韦珩》一诗中写到：“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皆贤豪。回眸炫晃别群玉，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斩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在今人看来，诗歌的风气稍显阴郁，色调不够明亮，特别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两句，读之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对于迁谪中的柳宗元而言，拜别京中师友，离开繁华都市，独赴万里征程，其心境之凄凉与无奈可想而知。所以，写出这种风格低沉、意境凄凉的作品，我们应当抱之以理解。倘若拂去诗人悲凉的主观情感，透过浩荡的漓水、高高的麻兰、阴森的野葛、悬接的虺蛇，便能窥见一幅充满神秘异域色彩的南疆风物图。将之与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比较而言，一为神秘诡异的西南边疆，一为雄奇壮丽的塞外大漠，均是迥异于中原的风物。
(二)谪居柳州期间
除《寄韦珩》以外，柳宗元居柳州之后写下的许多诗歌作品中，亦明显带有岭南民俗风情的浸染，．而诗人的情感相比初至柳城之时，则从抑郁愤懑逐渐转归于平静淡薄，并有发愤为政之意，如《岭南郊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茅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其中的“瘴江”、“海边…‘象迹”“飓母”等均是来自于岭南的物象，“飓母”乃是越地百姓对于台风的称呼，《桂海虞衡志》有记载云：“风，广东南海有飓风，西路稍北州县悉无之，独桂林多风，秋冬大甚，昼夜不息。……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另有《赤雅》关于“瘴母”的记载云：“瘴起时，上冲如注，稍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沥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关于“四瘴”的记载云：“春日青草，夏日黄梅，秋日新禾，冬日黄茅。皆乘草木蓊勃，日气肖欣所成，而青草、黄茅最为毒烈。”除此以外，《岭表录异》中亦有“飓母”“瘴母”的相关记载如下：“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将飓风和瘴气呼之为“飓母”和“瘴母”，从中可见古时越地的百姓对于这种灾难性自然物象的恐惧与敬畏心理，这其中或有图腾的文化因子。柳宗元以寥寥数笔，将奇异的岭南风物尽摄诗中，可见其文风之简洁深厚。《南省转牒欲具注国图令画通风俗故事》一诗直接叙述了自己在搜集撰录岭南风俗民情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圣代提封尽海瑛，狼荒犹得纪山川。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茅深洞敢留连。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王会篇。”可见，诗人除了身体力行的参与南方风俗调查之外，并借助文献做了一定的工作。另有《柳州峒氓》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篮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葡，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该诗直接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异服殊音”、“青箬裹篮”、“绿荷包饭”的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形象，其中的“墟”字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歌圩”应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诗歌还直接记录了流行于西南地区的鸡骨占神习俗，充满了边地民俗风情。《岭外代答》有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云：“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依，依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亦有用鸡卵卜者，焚香祷祝，书墨于卵，记其四维而煮之，熟乃横截，视当墨之处，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依人之吉凶焉。”另《桂海虞衡志》载：“鸡b：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净洗，线束之，……以细竹梃长寸余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随窍之自然，以定吉凶。”两则文献都详细记载了整个卜筮的过程，可见，鸡骨占神习俗在当时岭南地区百姓的生活中，应该是比较盛行的，能够将此类民俗事象摄人笔端而依旧保持诗歌的质朴清新，不难看出，柳宗元在长期的迁谪生活中，受当地民风民情浸染之深。虽尚不能够达到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心境，但相比其初至岭南时期而言，也算是平静淡薄了许多。另外，在《种柳戏题》一诗中的“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二句，借鉴了当地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读来琅琅上口，充满了一种天真闲适与自得之趣，这在柳诗中算是难得的恬静欣悦之笔，相比同时代刘禹锡笔下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元晴却有晴”两句而言，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带领柳州百姓植树造林、勤政一方的事迹。广西是歌的海洋，少数民族民间的对歌传统，自古至今，生生不息。而柳州更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子厚居于此地，从民间对歌的习俗中汲取诗歌创作灵感，当是没有疑问。
二、岭南民俗风情浸染下柳宗元散文创作的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