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财产继承立法问题
内容提要: 虚拟财产在性质上并非权利，却蕴含着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其所依托的网络环境易致其受到侵犯，虽在保护态度和方法上司法实践的做法不一，性质上可将虚拟财产定位为法益。虚拟财产的利益性和社会需求证明了其具有继承的价值。当下网络用户死亡后虚拟财产处理的两种模式，即网络服务商依据协议控制与取得虚拟财产模式和网络遗产托管模式都存在诸多弊端，现实地采取虚拟财产继承的法律模式才是可行之路。法律应承认虚拟财产为可继承的财产利益并在继承的类型、主体、客体、程序、遗产分割及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处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近年来，现实生活中要求继承虚拟财产的案例频频发生。如2011年发生的王女士向腾讯公司要求继承已故丈夫的QQ号码案件[1]，处012年发生的浙江24岁淘宝女店主过劳碎死后其家属向淘宝要求继承两皇冠的淘宝店铺案件。[2]两起案件均引发了网民对虚拟财产继承的热议，焦点在于虚拟财产能否继承。相对于民众对此问题的关注，我国立法仍处于空白状态。立法机关应积极面对虚拟财产继承问题，适时将其纳人继承法调整范围。本文意在对这一问题作尝试性研究，以期对《继承法》的修改有所助益。
一、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界定
虚拟财产继承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确定虚拟财产可成为遗产之前，首先要界定其法律性质。目前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几乎均将虚拟财产的性质界定为一种民事权利。笔者认为，虚拟财产在性质上并非权利，只是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益，以下将对各种虚拟财产权利说进行反驳。
第一，虚拟财产知识产权说背离了知识产权的特性。该说认为，虚拟财产是网络用户运用创造性智力的结果，网络用户在网络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智力性的劳动投人，故应该将其视为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来保护。[3]笔者认为，首先，虚拟财产并非劳动所得。无可否认虚拟财产是网络用户自己通过投人时间、金钱获取的，但这并非劳动创造。其次，虚拟财产不具有独创性，只是取得方式比较新颖。再次，虚拟财产不具有垄断性。只要达到网络运营商设定的条件谁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虚拟财产。最后，虚拟财产不具有地域性。网络的无国界性使虚拟财产不受地域的限制。
第二，虚拟财产物权说与物权的属性相矛盾。该说认为虚拟财产权是物权，并且是典型物权。[4]笔者认为虚拟财产不能作为物权法上的物。首先，虚拟财产的无体性特征与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的标的为有体物不符。大陆法系物权法建立的基础是有体物，“物权的标的必须是确定的、有一定的体积、占有一定的空间的物，它不是思想，一般情况下也不是权利。”[5]物的有体性成为虚拟财产物权性质的理论障碍。若彻底改变物权法的“有体物”基础，扩大物的范围，使得虚拟财产在物权法中占据一席之地，在目前我国物权法体系刚刚建立，对有体物的物权研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将会彻底摧毁物权法体系。其次，虚拟财产不具有直接支配性。传统物权具有直接支配性，即“无须他人意思的介入或辅助就实现自己的权利”。[6]虚拟财产在直接支配性上受到限制，虚拟的网络空间是虚拟财产的存在载体，没有网络空间虚拟财产将不复存在。虚拟财产受制于网络空间这一媒介物，这使得其支配性缺失。最后，虚拟财产的存续有期限性。虚拟财产的存在是有期限的，其仅仅存在于网络服务商虚拟的网络社区，如果发生网络社区关闭、网络服务商解散、破产等情况，虚拟空间将不再存在，虚拟财产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虚拟财产债权说与债权的特性相违背。该说建立在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签订的合同基础上，将虚拟财产的取得、转让、灭失等视为一种债的关系。[7]笔者并不认同虚拟财产的性质是一种债权。首先，虚拟财产债权说混淆了物权和债权的关系。无可否认网络运营商和网络用户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基于合同关系产生了虚拟财产，但并不能因此认定虚拟财产就是债权。债权仅仅是获得物权的一种手段，通过债权而获取物权，是此类债权的本质。虚拟财产服务合同也仅仅是获取虚拟财产的手段，而非虚拟财产的性质。其次，该说与刑法上盗窃罪的认定相矛盾。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窃取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的案例已经有很多，如果认为虚拟财产性质上属于债权，则与盗窃罪的客体理论相违背。债权具有相对性，只存在于网络服务商和用户之间，不存在被窃取的可能性。
上述学说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脱离权利体系的侄桔。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抛开权利的思维束缚，从利益的视角考虑虚拟财产的性质。完整的民事利益保护体系应该由民事权利和民事法益构成。权利固然是民事利益实现的最好手段，但民事法益同样可以分担部分任务。所谓民事法益，即法律主体享有的权利之外的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8]虚拟财产即是民事权利之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第一，权利具有法定性，是正当利益的定型化，通过法律明确公示。法益则是未定型的利益，不具有法定形式。虚拟财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定，对于虚拟财产本身是什么，包含什么类型，虚拟财产占有人享有的利益属性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目前的立法状态下不能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找到虚拟财产的位置，所以其并非权利。
第二，权利是法律已经明确保护的利益形式，法益只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即具有可保护性。虚拟财产具有价值性和利益性，这使得其在实践中有受到侵害的可能。另外，虚拟财产依存的网络环境使得利用技术手段侵犯虚拟财产更为容易、更加隐蔽。正因为虚拟财产比一般财产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更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
第三，权利具有能动性，法益不具备能动性。权利是法律保护的积极方面，主体在享有权利后可以在法定范围内选择是否从事某种行为。权利的转让和交换自由就是权利能动性的体现。相反地，法益并不具有能动性，主体仅能在法益被损害后请求损害赔偿。法律对虚拟财产的转让和交换没有作出规定，大多数网络服务商也禁止虚拟财产转让。
第四，权利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法益在法律保护上呈现弱势性。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是一种全面完整的保护，对于法益只提供消极的保护，依赖于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民间习惯的领悟得以实现，而不同法官在这些方面会有不同判断，故对相同的民事法益会得出不同的保护结果。司法实践对虚拟财产是否应予保护及保护程度态度不一。以虚拟货币被窃引发的纠纷为例，法院“不予立案”、“没办法处理”、“不在管理范围”、“不予受理”等答复频频充斥于耳。[9]司法机关在虚拟财产保护方法的选择上同样不统一，有的法院通过认定游戏开发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债权方式予以保护，有的法院则通过直接认定物权侵权的方式进行保护。[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