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
摘要：选取行政裁量的分类，试图厘清“行政裁量”和“行政自由裁量”的概念，针对不同的行为类型，确立不同的审查机制，甚至需要确立与行政行为数目相同的有关裁量的基准及原则，在司法审查制度中设置“公道性原则”，使之与行政主体的判定相适应。法院必须时常进进到行政的自由裁量领域进行判定，又要为行政的自由判定留有足够的空间。为了实现这种权力配置状态，就必须尽量为法院干预那些并未违法的行政行为提供依据，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正好有助于该目的的实现。关键词：行政裁量 羁束行为 法规裁量行为 自由裁量行为 司法审查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
一、的提出
关于权力操纵系统机制的设计题目，有人提出了法规体系设计、技术支持系统设立和自由裁量权的把握三要素，其中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把握，在确认并论证了“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行政治理中的新事物、新题目层出不穷。这使得操纵层的治理程序和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条件下，夸大指出：“当操纵程序出现例外事项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均不可把处理例外事件的自由裁量权授予直接操纵职员，否则会酿成大乱。而应当是严格规定，每当操纵职员碰到例外事件时，必须立即将题目上交，主管领导应会同专家做出及时研究，找出个案处理的。”①
很显然，这种对“自由裁量权”的把握，与国家对行政治理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不过，它实质上反映了现代行政治理中存在的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客观情况瞬息万变，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行政治理的程序和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使得人们对具体从事治理的职员抱有戒心或者不信任感。于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得出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均不可把处理例外事件的自由裁量权授予直接操纵职员，否则会酿成大乱”之结论。毫无疑问，这种“因噎废食”型的逻辑思维以及将“直接操纵职员”设定为机器人的构思，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基本显然是格格不进的，是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误解或偏见而得出的结论，必须予以纠正。
由此，我想到了行政法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观念误区-“自由裁量权”概念的泛化和司法审查范围及其界限的模糊化。我以为，以“行政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厘清“自由裁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正确把握法院对行政部分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显然，这一题目的探索和研究，对进一步推动行政法学研究向纵深，进而推进中国法制行政迈上更高的台阶，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审查，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时，才可以对其公道性进行有限度的审查，做出变更的判决。②可是，为什么立法者没有笼统地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公道性审查权，乃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权赋予法院？进而，为什么法院做出变更的判决，只限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而不可以扩展至其他所有领域？近几年来，呼吁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增加法院对行政行为审查力度的呼声，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关于这些题目的深进、系统的研究，却很难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体现了现代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公道配置的要求。此种规定方法，③表明立法者在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时，遵守了司法权有限的基本规律，④赋予了行政权积极、能动地推进各种事业所必须的基本的自由空间。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题目。由于行政裁量的存在，决定了司法审查范围的有限性。尤其是由于行政裁量形态的不同，决定了司法审查程度（或谓深度、强度）的多样性。在广泛存在行政裁量的现代行政过程中，除了司法审查与其他各种监视机制互为补充，形成对行政权运作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之外，行政部分自我拘束（自律）的法理亦是确保依法行政、公道行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时，这种行政部分的自我拘束的`法理，在与司法审查的关系上，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针对学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的现状，本文试图对行政裁量的形态和特征进行必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司法审查的范围及其界限，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行政自我拘束的题目展开一定程度的探讨，也诚看学界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