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社会学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及解构

时间:2023-03-18 21:53:29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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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知识社会学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及解构

  【论文关键词】知识分子 伦理道德 社会建构 社会公正

【论文摘要】知识和真理的形成过程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干预和建构,所谓知识受到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绝对支配并不存在。当知识世界受到金钱和权力的侵独和殖民时,知识分子要保持传统的精神气质也就相当困难。在困惑面前,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着道德与利益的艰难选择与激烈的思想斗争。参与而不是背离,建设而不是批判,劝谏而不是斥责,必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选择

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是社会的中流砒柱,对知识分子的专门研究始创于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学术体系当中。而舍勒是另一位专门研究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家,他在研究中同样涉及到知识分子的问题。20世纪在法国,知识分子问题成为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已经开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不仅因为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也与知识分子具有积极探求自身群体意涵的批判性反思意识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远远没有平息下来,而全球化带来的科技、经济、贸易、政治以及文化的困惑乃至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使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与使命在时代大潮中尤其凸显出来。如何看待社会?如何面对现实?为什么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应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内核与现实社会环境和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中知识分子应如何保持自立与尊严?这不仅牵涉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与责任问题,也牵涉到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反思与透视解决自身群体的建设与完善问题,学界对此仍然处在不断的热烈探讨当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到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一、从实证主义到社会建构:有关对知识和真理陷阱的揭示

知识是对真理的揭示与阐释,而知识分子是真理与正义的守护者。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常识。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危机的事实: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认为外界的客观事实通过纯感官的客观认识可以达到,而获取的理论和认识是否为真理取决于该理论是否与外界世界相吻合。很明显,这里预设了知识的客观性以及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只有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才可以获得真确的知识。法国的徐尔干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所有成见,特别要排除个人感情的因素,“感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标准”。最著名的当数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他力求寻求事实与价值分离与平衡。特别在获得科学结论的时候更要严格遵循“价值中立”。作为一个非实证主义者,哈贝马斯提出“共识真理论”这一理论观点与实证主义相抗衡,认为任何对外界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由具有理性探讨能力的人通过在没有外力和内在的压力和制约下并且遵循相关的社群规范进行理性沟通所达到的。而真理性的情境是通过真诚沟通,在“更佳论据性力量”的指引下实现的。而法国的布迪厄则强调从实体论到关系论是当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社会科学根本没有必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社会科学的内容存在于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是“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愿”而存在的客观关系。这种体现在抽象认识论基础上的关系社会学使得我们对社会科学的内容或者真理性认识获得前所未有的视野。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并不是要削弱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种理性认识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普醒性,他让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科学的内容更多地来自社会因素的干扰。当然,韦伯对价值判断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价值中立的应用也给予限定的范围,什么问题可以成为我感兴趣的问题,什么问题可以成为我考虑的焦点和主题,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他提出的“价值关联”原则后来在舒茨那里得到了延伸,并且成为舒茨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的重要行动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和真理的获得并不能仅靠实证方法就可以达到我们探索的目标,而是应该这样认为,知识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对知识 以及真理的社会建构研究当数法国的福柯最为细致和认真。福柯提出的“真理体制”实际上就是真理或者科学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他后来建立的知识考古学就是对知识条件的历史分析,他希望通过这种考古学分析来展示,在历史上,为了构成可能的知识,一个社会需要形成或者改变怎样的社会条件,分析一个社会的运行在何种程度上和这个社会的“真理体制”密切相关。特别要揭示这个社会的“真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各种社会条件以及各种实践过程,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和具有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和真理。

通过上述的批判分析,我们得知,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无论知识领域还是知识分子场域应该是一个“纯洁”的世界,与其他任何社会环节无关,真理是通过话语的论辩驱逐各种错误意见的“理想国”,无疑将变得幼稚和可笑。布迪厄曾经通过对学术场域的探讨对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淋漓尽致的分析。对知识场域的“纯洁”认知无疑将知识神圣化,而把知识分子的观念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构造认定为无非是其阶级出身或社会位置的特定表现,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布迪厄认为学术世界有其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尽管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争夺自身的利益,但与整个社会世界的利益体系相比却处于从属地位。学术世界中的权威是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占有而形成的。学术世界中的分化中产生两类行动者,一类是关注学术研究本身,追求的是对社会和自然的真知,而另一类是关注现时权力的利益,为秩序和权力提供可服务的知识。他认为知识分子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所作为,布迪厄反对学术霸权,反对科学和知识的政治利用,捍卫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回避知识分子与他所研究对象的真实关系,将对科学实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在以往的认知中,真理与权力是水火不相容的,真理是权力的敌人,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学者可以通过揭示权力的奥秘,展现社会支配的真相。然而福柯认为,知识的积累与权力的运作是密切相关的,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一方面,真理体制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另一方面,真理体制也是权力在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一个基础,是权力合法性的根源。我们从哈贝马斯那里可以找到真理被“殖民化”的扭曲进路。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的获取是通过真诚和自由理性的沟通而达到的,其结果应该是人们理性认知能力的增加。但理性认知和自主性的增加必然能导致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和扩张,结构的复杂使得在方法论意义上无法使得认知主体从个人的直觉层面去了解系统层次的现象,而必须用系统的方法并且以观察者的身份从事理解和分析。如果权威的形成是以在相关领域内通过理性讨论的方法所达到,那么我们说真理的认定仍然是理性的,但如果是金钱或者权力或者其他制度场景干预了理性的讨论,那么这种“真理”机制所达致的真理或知识是被系统殖民化了。哈贝马斯的论述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他讨论了生活世界是如何被系统殖民化的问题,并没有直接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但我们 却可能从他那里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批判引申到知识或知识分子领域,实际上,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多重现实的世界,科学世界不过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有限意义域”而已。从上述 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真理的相对主观性,真理是可以通过真诚的主观意义的互动把握的。二就是对真理的社会干预,特别是权力的影响。无论如何,这两点都排除了 知识和真理的绝对客观性和所谓科学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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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知识社会学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及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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