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最大阻力来自哪里
政府首先以养老保险金制度作为切入口，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根据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59.5亿元，但到2010年左右已增加到1400多亿元。下面小编为你详细的介绍养老金的相关情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在国务院最新批转有关部门今年体制改革的意见当中，明确要求研究制定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而这一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行政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人员普遍担忧，如果参照企业养老金制度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那么将来自己的待遇将会降低。他们有的人甚至发问，为什么公务员不被纳入这项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试点启动已经有二十多年，但人们看到，养老保险制度的“三轨制”特征依然明显：公务员是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是一半财政拨款、一半自筹，而企业人员的养老金则完全是推向市场。
事实上，事业单位改革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养老保险金制度，一些事业单位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以及因人设事等问题也需要系统改革，以他们享有的待遇来衡量市场人员以及广大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可以明显看出一种不公平。政府首先以养老保险金制度作为切入口，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根据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59.5亿元，但到2010年左右已增加到1400多亿元。
事业单位的一些人员反驳说，企业的养老金参照了企业人员在任时的薪水，而他们的薪水可能会高很多，但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是基本固定的。我们认为，这是很站不住脚的阻挠改革的理由。中国的.事业单位里也存在灰色收入，有些单位还常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暗自搞一些创收的市场项目，然后用来以员工福利的形式发给员工。即使高校里的老师，也可以通过一些课题项目、走秀讲课来创收。但企业人员是没有这部分灰色收入和高福利的。
事业单位的一些人抱怨不将公务员纳入这项养老金制度改革。这也不是合理的反对改革的理由。首先，在目前的“三轨制”养老金制度里面，存在明显的不公平，这还仅是一种粗略的不公平，仅以企业人员作为参照，如果再算上农民，那么这种不公可能更大。事业单位人员，不应只看到自己的“不公”，而忽视更大的“不公”。一些事业单位人员还想象：如果将公务员也纳入这项改革，那么就是将事业单位也与之“捆绑”改革，那么方案肯定不会对自己不利。
坦白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改革的效果可想而知。其次，那些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发出类似抱怨，似乎无可厚非，但是那些主要从事经营的事业单位，害怕改革的真实原因，其实是怕自己完全被推向市场而与企业同时参与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政策建议提出，需要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即将事业单位分成行政类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及公益类事业单位，分别对其进行改革。
改革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绝对降低被改革对象的现有生活水平。目前，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生活是较为体面的，改革最终需要达成的效果应该是：抑制各种灰色收入、将每个群体的收入都透明化，并且，令各个群体都有较为体面的生活。这就需要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广泛的、能够覆盖大多数人的社会安全体系，这应该包括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如果这个社会安全网有效，一个人有无特权或是体制身份就不会那么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得到基本保障、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北欧的福利国家正是如此。
坦白说，这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但是，想想每年被浪费的大量公共资源，效率不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假如有魄力和决心将这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一项关乎全社会良性发展的改革之中，就是一举多赢，政府、事业单位效率提高，寻租减少、市场竞争强化和有序，并且大家都有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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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需尽快实现全国统筹
“可持续”指数是由制度赡养率指标(养老金领取人数占保险缴费人数的百分比)、基金收支比指标(征缴收入与基金支出之比)和可支付月数指标(基金结余量与每月基金支出之比)三项指标构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养老基金地区失衡问题做出了直接解释。
制度赡养率反映地区间差异
2010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为19402.34万人，离退休和退职人员为6304.96万人，制度赡养率为32.50%，几乎3个参保职工抚养1个离退休人员，制度的总体赡养水平适中。但是，各地区之间的制度赡养率差异巨大，只有7个省市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北京、江苏和江西，绝大多数都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显然与这些省份大量的外来年轻流入人口高度相关。比较而言，制度赡养率超过40%的省份高达12个。其中，四川、吉林、上海的制度赡养率更是达50%-60%，即平均不到2个参保职工供养1个离退休人员;而排名最后的黑龙江省的制度赡养率已高达61.6%，显然该省基本养老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制度赡养率上的差别反映了各省养老负担的高低。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包袱非常重，未来的“扩面空间”有限，许多省份目前“收不抵支”的境况还会继续，甚至可能加剧;而在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沿海省份，其他省份的“外来”贡献则稀释了其赡养率水平，财务可持续性得以增强。
基金收支比反映收支失衡问题
2010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为11066.07亿元，基金支出为10435.53亿元，二者的比值为1.06，基金收支比大于1，即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略大于支出，总体而言是平衡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各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平衡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具体来看，基金收支比超过1的省份共有17个，其中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广东、宁夏、浙江、北京、西藏，相应的基金收支比分别为1.68、1.53、1.41、1.37和1.30。其中广东、浙江和北京为经济发达省(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也较大;而宁夏和西藏两个西部省份则是因为其正规化就业比重较高，而近两年来的基金征缴收入增速度快，致使结余比率较高。基金收支比低于1，即所谓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共有14个，其中排在后5位的依次是吉林、辽宁、黑龙江、天津和海南，相应的基金收支比依次为0.80、0.77、0.76、0.76和0.73，说明这些省份当期基金收支亏损比例已达20%以上。
基金收支比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2010年全国17个省份养老基金出现结余，而14个省份存在收不抵支现象。从基金现收现付的角度分析，在出现亏损的这14个省份，当期收入是不足以支付退休金的，必须依靠财政补贴。因而，这种地区间的基金失衡必然给政府财务带来巨大压力。
可支付月数引发可持续性忧虑
可支付月数指标是指上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相对于当年养老金支出的比重，反映了养老基金支付周期的长短。与基金支出比指标相比，该指标更加强调动态性，说明了基金累计结余即多年沉淀下来的资金，在满足支付方面的充足性。2010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为15365.28亿元，当年实际支付12764.95亿元，因此当年可支付月数为14.44个月，已经超过1年。毫无疑问，就全国而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充足。但各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看，可支付月数超过12个月共有17个省份，其中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广东、新疆、浙江、山西和宁夏，对应的可支付月数分别为38.79、27.56、25.67、23.22和19.21，说明这些省份的养老基金已超出当年支付需求的能力，在该项指标上具有明显优势。比较而言，全国共有14个省份可支付月数指标低于12个月，其中排在最后5位的依次是海南、陕西、天津、福建和上海，对应的可支付月数依次为8.18、7.89、7.73、7.37和5.58，这些省份基本都是老工业基地和正规化就业较差的地区。
养老基金地区失衡是制度赡养率、基金收支比和可支付月数等指标直接综合作用的结果。三项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制度的财务问题，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但其结合权衡结果为评价制度的可持续性提供一个基本标尺。地区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能实现全国统筹。如果未来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城镇化进程的“双重夹击”下，养老基金地区失衡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中央财政对“收不抵支”省份的补贴将成为一个“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