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中调查生态文明社会实践报告范文
导语：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它帮助学生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今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诸多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粗放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许多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农村生态环境令人担忧，特别是村镇环境“脏、乱、差”、饮用水源水质下降、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加速转移等问题突出，使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不仅威胁着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此，我利用暑假时间参与了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组织的大学生暑期农村生态环境调研社会实践活动。
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分析如下：
一、杨元村的环境现状
(一) 杨元村概况
杨元村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南80公里处，属于市级贫困地区，现有人口约167人。杨元村是个正在发展中的绿色产品村，距离聊城市区约2.5个小时的车程，交通也很便捷。那里空气清新自然，农田一望无际，绿色大棚众多。
进入该村就感觉到空气清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该村的环境比较好，属于非重度污染区。我个人认为这是由于该村的经济比较落后造成的。杨元村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村民的经济来源以农作物蔬菜外买、外出务工收入为主，以及第三产业等。但仍有一些污染现象存在。
(二)杨元村生态环境的基本情况
一、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有些地方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壤污染严重;另外，不可降解的农用地膜也使污染加重。
二、地表结构破坏严重。许多农村乱坎乱伐、无限度垦荒、放牧和矿产资源的无序开采，使地表结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
三、空气、水污染问题。
四、生活垃圾的污染，尤其是城镇近郊区垃圾污染尤为严重。
(三)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相关调查表明，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80多亿吨，生活垃圾约1.2亿吨，大部分得不到有效处理，严重污染了农村地区居住环境，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加之产业梯级转移和农村生产力布局调整的加速，造成城镇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一些城郊地区已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及工业废渣的堆放地，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超过200万亩。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的9%，灌溉用水、化肥和农药的消费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14%、35%和20%。平均每公顷施肥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4公斤增加到现在的400多公斤，一些省甚至超过600公斤，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目前我国使用的农药中70%是杀虫剂，杀虫剂中70%是有机磷农药，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高残留品种。由于这些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造成农作物减产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
当前我国农村饮用水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全国约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6300多万人饮用高含氟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饮水不安全导致一些农村地区疾病流行。据调查，我国一些沿江农村地区，由于受大量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因饮用水问题，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斑牙病、结石、皮肤病等疾病，有的还出现了“癌症高发村”。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该村的生态环境有好的地方，同时也存在很多需改善的地方。而居民切身处在的生活环境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主要是居民与政府之间没能协调好。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居民方面，要继续向政府反映自身的困境，同时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同时还需制定和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有关部门要负责将其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虽然有一定的环保意识，但不够强，这与当前的中国国情也有关，当前农村工厂大多生产的是低级劳动产品，居民的环境和自身保护意识也就不会很强，因而若工厂能尽量做强做大，实现一条龙服务，不尽效益能有很大提高，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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