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青年：城中村是我家
当他们从学校步入社会、当他们在城市中留下忙碌的背影、当他们手里揣着不足半厘米高的薪水，对于他们而言，廉价的城中村就是他们的家。
在冼村，工作者从一个个狭窄的巷子里涌出，一眼望去都是年轻的脸庞。他们分散在不同岗位但却因为微薄薪水难以应付城市繁华下的压力而聚合在一起。阴暗、潮湿但廉价的城中村出租屋，是他们的选择，也使他们别无选择。到了下班时间，往往在床上一躺，一天就过去了。
曾经，有媒体这样说过：“中国，没有一座城市，像广州那样，城中村会被誉为城市的地标与精神高地。”所谓地标，是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所谓精神高地，是流动人群准入的低门槛。那些经过工程改造后的城中村，更是成为了广州青年的希望，虽然依旧不完美，但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
广州市区有139个“城中村”，它们分布在各个老城区，每年在这里入住和流动的人口高达百万。随着城市对城中村的赞颂，新世纪的城中村被赋予了更多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的作者、石牌街道党委书记唐锡汉说：城中村是一个激发人斗志的地方。这里居住环境很差，面积这么小，没通风没采光，有人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但就是这么个环境会一直刺激他，“我要改变现状，我要走出城中村！”这就是动力，很多人就是在现实的压力之下走向成功的。
有人认为城中村是包容的，它一直存在于繁华都市的夹缝中，几欲被周围高楼林立所包围，但在当下却杀出一条血路并且越挫越勇。它包容了来自四面八方落户广州的人，那些迷惘的青年和为生活奋斗的阶层。无论未来走向何方，他们曾经都有个共同的家，在那里存在共同的回忆，每每想起，依然有许多人泪洒当下。
吴丽君（2008年赴广），护士学校毕业，两年前她和大学毕业的丈夫一道来到广州创业。他们在广州棠下村一栋出租屋的.顶楼租了个小单间，每月房租200元。
经过最初找工作的波折，小吴在广州市区一间医院当护士。她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坐半小时公共汽车去上班。她的丈夫在一家装修公司工作，每接下一项工程，就可以有一笔收入，因此他拼命多接工程，为完成图纸的设计经常两三天不睡觉。经过两年奋斗，小两口的家庭月收入达到了5000元。他们有个愿望，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改变了想法，认为还要再创一份业，租个铺面做时装生意。小吴说：如果攒了点钱就供楼，生活安逸了就会生孩子，就不想奋斗了。不如趁现在年轻，把基础打牢点，将来的路子也就宽一点。
小吴夫妇住的这个顶楼单间，超越了城中村“一线天”的线际上限，可以享用到奢侈的阳光。空气中飘着肉汤的香味，汕头姑娘小吴在厨房做饭。她说花同样多的钱，吃盒饭只能填饱肚子，自己做就可以保证营养。这里有出租屋小家庭最为通常的陈设：一张床，两张小桌子，一个可折叠的塑料简便衣柜，最值钱的是台式电脑。
房东黄姨说，他们这样的小家庭，在城中村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种人可靠、稳定、讲文明、也不会欠交房租。反过来为了稳住他们，她宁肯少收点租金。当听说小两口暂时不会考虑买房了，黄姨特别高兴，连连说要请他们吃饭。
小武（2001年赴广）是湖北籍的大学毕业生，当他两手空空来到广州时，没有任何就业门路，只好到一间电子厂当普通工人，每月拿300元，每天包吃两餐。他用其中150元在棠下最偏僻的地段租了一个单间，用另外150元买生活日用品和搭公共汽车。因为有了最初的生存和喘息机会，3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800元的工作；一年多后找到了一份3000元的工作……
6年后，他在位于花都的一间电子厂当技术员，住在一套自己供的商品房里。而今他已结婚生子，从当初憧憬未来到享受当下。
2006年毕业于汕头一所大学的谢小姐进了天河的一家软件公司做文员，刚开始时谢小姐每月只拿到1000多元的底薪，天河那些高楼大厦动辄两千元以上的房租对她来说无异于“天价”。在师姐的介绍下，谢小姐与师姐的同事在离天河只有咫尺距离的杨箕村合租了一个单间，当时租金只要500元，分摊下来每人只要250元，加上水电费差不多300元左右。“当时真想不到能在离天河北这么近的地方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每天只搭一程车上班。”
广州的城中村，很伟大，很包容。许了很多初入社会的青年新的希望，他们在这里梦想在这里腾飞，因为，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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