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阶层工资可与CPI上升幅度挂钩
而我们看到的数据却是，去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4.1%，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比2012年的实际增长率提升了0.6个百分点。但是有调查表明，在CPI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去年城市居民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比前两年下降了15.8%.
收入分配问题是这几年社会广泛关注的老问题，在今年两会前夕，在一项两会十大热点问题的网上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高居第二位。回顾近年的两会调查，收入分配的关注度一直位居前五位，2011年个人收入排在第四位，与收入分配相关的贫富差距排在第五位。可以说，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度呈现出年年上升的趋势。
经济之声《十大评论员看两会》，特别请到著名的财经评论员叶檀，来为大家评说两会热点，洞察财经大势。
收入差距为何越扩越大？
钱袋子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更是民生的问题。最近这一项针对北上广三座城市居民的收入现状调查就显示了，第一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比例不足30%，而高收入群体中这一比例则接近60%，居民财富的积累呈现出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分化趋势，这一效益也被西方经济学称为“马太效应”。我国政府对于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工作，已经开展了不短的时间，为什么居民的收入增长仍然呈现出“马太效应”的端倪呢？
叶檀：我想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此前的很多年，从美国到中国，货币发行量都太大，在这样的一个资本时代，通常越有资金的人，通过一些虚拟的经济可以得到更大的收入。而你从事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的工作者，在企业里面收入相对增长是非常慢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多货币的环境下，总体来说不利于实体企业里面工人薪酬的增长，也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
第二个原因是城乡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在行业内部不同的就业群体之间，他们的收入差距扩大得越来越大。比如说金融行业跟一般的制造企业之间，或者是在石油行业领域里，没有正式编制的工人跟那些有编制的，然后是比较轻松的管理人员之间，收入差距会非常大，这就牵扯到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要快于居民的增长，也会导致这方面的结果。
结构性减税将带来什么？
还有一个观点，是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提出的，认为我国当前整体的税费水平过高，税种过多，企业不堪重负，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了目前企业员工的收入难以提高。是这样么？
叶檀：我们国家的税务部门计算方法可能跟一些其他的研究机构不太一样，但是总体而言，税费水平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个办法来取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给实体企业，比如说那些小微企业进行一个税费的清理，给他们减税。
还有一个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进行减税，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这两个方面是结构性减税的重点。
这些税收如果减掉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够获得实实在在收入的变化吗？
叶檀：给企业减税，从经济上来说，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效益。由于经济学理论认为，减税之后会使经济上升，企业盈利水准提高，并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可以支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这样就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就业不足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这是一种比较主流的理念。从这方面来说，由于我们大部分的就业都是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来解决的，所以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就业问题，也可以通过就业来解决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减税是直截了当的，其实是二次分配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财产性收入，拥有十套房子，你在市场上卖掉八套之后，你事实上可以获得非常大的财产性收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征收资本利得税。比如你拥有一些原始股，甚至没有花成本就在证券市场获得了几千万的收入，对于这部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税收的考虑。
而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一个月3000块钱或者是4000块钱的工资，是不是应该根据CPI的上升幅度来挂钩，来提高他的最低工资的水平，这个也是减税的方面，就是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来征收，或者是按照购买力来征收，这也是减税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工资协商制需要制度支持
还有一种说法，是要提高建立工资的协商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提高公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您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呢？
叶檀：工资协商制度当然是办法之一，但是在工资协商制背后，是需要有制度支撑的，不可能是个别的工人去跟企业主或者是去跟大企业进行协商，必须要有一个组织的支撑，就是谁代表工人去跟企业去协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二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到底是用什么秩序来规范双方，可以有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给工人协商的权利也给企业家讨价还价的权利，最终达到最高的社会效率，这个也比较重要。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目前实行的最低工资，包括像广东上海北京这些省市自治区每年的最低工资的收入水准都在往上调。
上调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有科学协商的机制，也是未来要关注的焦点；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也就是说在二次分配里面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要给各方说话的机会，绝对不是劫富济贫的概念，而是促进社会效率更高，让各方得到更加公平，更加大的一个说话空间和博弈平台。
“马太效应”应该说不是中国本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次。“马太效应”在西方国家有没有解决的经验？对于中国有哪些值得借鉴？
叶檀：解决马太效应，其实西方是有经验教训的，从教训来看大家都知道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当时是整个的收入分配特别的不均衡，然后贫富差距过大形成了一个鸿沟，到最后变成生产过盛和社会的购买力极端的低下，所以导致了经济危机也导致了金融危机，30年代主要是通过罗斯福的新政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政府插手建立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的，也通过战争来解决的一些产能过剩。
这一次我们知道，从2012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也是因为马太效应，包括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在内，整个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现象，比如说对于中低阶层的税收的优惠政策，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还有给一些消费及优惠的贷款，我们还看到了对于资本项目比如华尔街的高薪的清算，或者是重新建立金融方面的规则，这些方面都是目前已经在做的方面，而且对于金融方面的征税，在欧洲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严厉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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