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掉电子数据表、SWOT(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和风险管理吧，商学院议程上最新的主题是。
当然，研究该主题的学者喜欢用有所不同的词语来描述它。“意义”是西班牙企业商学院(IE Business School)创新和行为学院院长李·纽曼(Lee Newman)的用语。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Michigan Ross)，企业管理和心理学教授简·达顿(Jane Dutton)表示，它与“人类繁荣”有关。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的克里斯蒂·斯科隆(Christie Scollon)将其称为“主观幸福”。
但无论他们如何描述，他们全都同意，快乐在商业上很有意义。此外，如果雇主和政策制定者要促进经济强劲增长和企业盈利，就需要考虑快乐因素。
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指出：“当人们感觉更快乐时，他们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更加精力充沛。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根据心理学家斯科隆的说法：“研究表明，快乐的人收入更高，更健康(请病假天数更少)，(而且)更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她补充称，这意味着让公司更快乐具有商业意义，即便你“完全是个守财奴，只关心赚钱”。
与管理思想中许多似乎突然出现的趋势一样，商业学者对快乐的研究兴趣也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它源于上世纪80年代“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是快乐而非精神疾病。奥斯瓦德表示，华威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主题。“它从又一个奇怪的理论发展为相对主流的理论。其势头无法阻挡”。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Chicago Booth)行为科学和市场营销学教授、科班出身的心理学家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表示，神经心理学的进步让这一理论更为严谨和清晰，同时非商业学者(尤其是心理学家)加入到传统商学院，这让经济学家的兴趣拓宽。
“大约30年前，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此很少交谈，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心理学家对解决经济问题能够作出很大贡献。”
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副教授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表示，教授和学生共同的兴趣推动了热情。“教学内容取决于讲师的兴趣所在和学生想要学什么。我认为这两者现在正好交汇”。
但是企业在推动该议程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按照奥斯瓦德的说法：“取代精英员工的代价极为昂贵，因此采取工作满意度措施并不是什么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个硬道理”。
的确，纽曼相信，企业才是推动力。“我们乐于认为，商学院超前于企业。但在这方面企业领先于商学院”。
在组织内部采取积极举措的例子有谷歌(Google)和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等企业。达顿表示：“他们经常自我反省。它们的战略成功取决于此。”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也在推进快乐议程。
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突显出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教学，裁员和薪资停止上涨加剧了员工不快乐的问题。奥斯瓦德表示：“债务与抑郁和精神疾病密切相关。担心失业是非常真切的担忧，一切与担心有关的事似乎都让人无精打采。”
尽管对快乐的研究迄今在解决组织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同样重要的第二波研究用来解决企业和客户的关系。诺顿表示：“营销者日益重视客户的心理诱因。”降价显然可以让人感到快乐，但那些与环境可持续性或社会责任感相关的其他因素就没有界定得那么好了。
诺顿援引的一个成功典范是BetterWorld Books，后者将卖书所得部分利润捐赠给当地慈善机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关心这些大而笼统的问题，消费者可能(因为企业关注这些问题而)奖励这些企业”。
他表示，个体雇员的诱因也不仅仅与经济收益有关。的确，有确凿证据表明，为他人做事会令人感到更快乐。诺顿在欧洲对某一家公司的奖金计划进行了研究。他要求样本组的员工把自己的15欧元奖金花在其他员工(而不是自己)身上。诺顿称，与那些对照组的员工相比，样本组的员工要快乐得多。
很明显的是，有关企业、社会和个人快乐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奥斯瓦德报告称：“有很多好的科学工作在应对实际问题。我猜想10年后这方面的工作将启示我们如何对待员工，如何界定工作体系。今天人们大多以猜测、而非严谨的研究来界定工作体系。”
但斯科隆教授表示，人们仍需要克服负面看法。“老一套的说法是，快乐的人是糊涂的。我们有‘糊涂是福’之类的说法”。
其实，快乐的人似乎是工作场所最有的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