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社会学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及解构
在知识分子的本性当中还有一个重要本性就是发挥政治介人作用。除去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服务于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工具性功能之外，服务于人类基本价值，对社会政治施加影响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功能。在这方面，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就是探讨的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性作用的范例。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是在上层建筑发挥领导作用的“社会活动家”，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不是单纯掌握知识的人，也不是独立于一切阶层之外的社会良知，而是那些具有知识而又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参与领导上层建筑的人。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主要起到建设和积极参与作用，不仅创造和丰富新文化，而且能够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架构。“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要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如果说批判性意味着与现行体制保持距离的话，那么建设性意味着尽可能融人现行的社会体制当中去。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的力量就是体现在它为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祖做了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建设性作用。法国社会学家艾 德加。莫林曾经把知识分子的内涵概括为三个层次：文化的传 播和创新，社会政治的功能以及对普遍精神保持一定的自觉，而对普遍原则的自觉性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层次：就中国历史而言，这种对社会责任的担负以及对公平、自由的 不懈追求几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行为，如战国 的屈原，南宋的文天祥，满清末年的维新志士等。也有人把知识分子精神概括为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显示出批判与建设的张力，辩护与反抗、解构与建构、批判与建设、劝谏与鞭答一直在知识分子的灵魂中摇摆。无论知识分子在上述摇摆中如何姿态，知识分子都有着令人敬仰的品格。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当知识和知识分子沉没在社会世界里，我们将看到事物发展的另外一面。在哈贝马斯那里，真理应该产生在理想的沟通情境里，没有制约的真诚沟通尽管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但也只是一个理想。它需要一个没有内外制约的社会论辩脉络和政治环境，显然这在现实环境中是不存在的。知识的急剧扩展和复杂化使得知识世界结构化到更高层次的系统层面，比如学术机制。结果系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把知识世界控制了，制度系统上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能光是依靠直观式的研究进路，而是要通过相应的系统分析才可以恰当地分析情况。同时，知识世界也只是生活世界（社会世界）一个“有限意义域”，在生活世界体系里只处于从属地位，但也无法摆脱整个生活世界制度体系的制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对自由、公正、良知的追求是这个群体的天然本性，有着强大道德力量的支撑，但它的实现也只能依靠或存在于相对而言未曾分化的生活世界里。当知识群体被组织化到复杂的知识世界制度体系里，就无法摆脱知识制度体系以及社会制度场景的约束。在系统世界里，发挥对知识分子影响的力量主要是经济与权力。在这里，经济不仅仅是关乎知识分子获得收人的多少，而且还意味着他在市场社会中是否能保持遵从伦理的价值观。如果知识分子能够按照符合伦理的市场逻辑获得在地位、资源、收人等方面的公正分配，我们说知识分子与他相对应的社会结构是匹配的，他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的行动逻辑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社会和人类的福扯作出贡献。但是正如系统复杂性所生成的那样，知识分子在不断创造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型塑着制约他们自身生活世界的机制，这不仅包括学术机制，甚至还可以生成社会机制。这是一场人为的社会构建，也是一场历史生成过程。在这场型塑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知识分子对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生成发挥了知识建构的功能，社会基本生活领域里的许多制度的建立缺少不了知识分子的功劳，因为在这里，知识分子也绝不仅仅是坐在书斋里的读书人，而是广泛分布于各个生活领域和专业机构里的社会建构者，包括那些政治领袖和社会企业家。他们一方面提供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和阐释以及个人化研究，另一方面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社会实践领域，把自身的远大目标与社会变革及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他们参与了权力结构的生成实践，参与了行政管理的架构与行动，也参与了生产实践过程。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体制一直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参与型塑系统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权力体制中的一部分，但他必须顺应和拥 护这种体制，否则将受到压制。但无论如何，以他们的群体力量而言、显然无法抗拒他们所创造的生活世界，而是变成了生 活世界的被统治者。这与他们的传统精神气质必然发生对立与冲突。一方面，他们摆脱不了现有权力环境的制约，另一方 面，那些参与生产实践或者以知识换取收人的知识分子以生产利润以及以自我经济利益的满足为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其行为和所生活的世界遭到市场网络或者金钱世界的制约。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和行政以及经济与利润共同形成了对知识分子控制的媒介，成为影响知识分子行为的两大影响要素。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就有被金钱和权力“殖民化”的可能。
因此，进人社会实践领域的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困难的。进人现代社会以来，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形成巨大威胁的不仅来自外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压力，而且因为知识的专门化和职业分化，这些因素都使得知识分子难以保持独立的品格，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杜会各种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所谓知识分子的困惑也在于此。一方面，知识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对现实生活关系进行意义方面的强制性主观表达，是知识和真理体系的一部分，它凭借着强大的话语权力实现着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因此，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福柯曾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权力关系一直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权力关系就不能建立和巩固。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询问、审理与登记。”无论是反抗与辩护，真理总是与权力在斗争中发展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终究是人，也都是在各个专业领域和各个机构或环境中工作，面临的都是实际和物质的问题。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依靠知识换取收人的群体，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者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关键要看知识分子在这些活动中所作的选择以及体现出优先序列的品质。在权力与正义之间以及在符合市场伦理与惟利是图之间怎样做出选择，知识分子必须做出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判断。同时，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化和职业化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只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专业研究。
在作者看来，葛兰西以为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一定的依据，参与而不是背离，建设而不是批判，劝谏而不是斥责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选择，似乎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与福扯做出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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