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心目中的哲学：一个现象学的审思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9]
这显然是一个玩弄逻辑混乱的论断。政治企图通过这样的推论，向人们证明，自己可以为任何荒诞不经的论题提供论证。这类智者的活动极大地破坏了智者在民众中的现象，加上拥护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知识分子（柏拉图也是其中之一）的偏见和恶意诋毁，使得在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世界背上了恶名，几乎成了诡辩者的代名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随处可见对智者的调侃和攻击。这些攻击尽管事出有因，但是由于柏拉图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他对智者的可以理解的偏见变成了2000年中西方人对智者的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全世界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许多学者从新意识到智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史开风气之先丰功伟绩。为智者翻案在西方已成气候。前面提到的柯费尔德《智者运动》一书就是这股翻案风的产物。[10]
尽管智者作为一种职业，依靠出卖知识，为他人提供辩护，以为谋生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有充分的合理性，对人类政治文化的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就他们对待真理的机会主义立场，就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暧昧有时甚至是献媚的态度，根本不足以为高级精神活动，从事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楷模，严格的说，智者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取。柏拉图批判智者的目的，是反对在基础中追求实用、实惠，反对看风使舵的对待真理，反对纯学术中的机会主义态度，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必须极端，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不掩盖事物的真相。柏拉图批判智者，就是要提倡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执着坦荡的新生活方式。今天为智者翻案，承认读书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他们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作为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下述事实：艺术有雅俗之分，工作精粗之别，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也有贵贱之议。我们认为，同街头卖弄诡辩之术的智者相比，为真理饮鸩而亡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就是高贵的多。
北京社会院的杜丽燕女士曾向我推荐雷永生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与“皮毛”理论》。雷永生在文章中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决不是附在皮上的毛。依赖于皮而生活的读书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并不把工程师，医生，律师，政府里的职员叫做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可能上过大学，甚至有博士学位。甚至总统也不被人视为知识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的精神活动是服务于外在的目的的。雷永生先生的文章为我们理解柏拉图对智者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视野。柏拉图要问的恰恰是，智者对待真理的立场在功利上是合理，但是它否是应成为我们研究探讨真理的正确立场？智者的生活态度是否应该是为真理而献身的读书人的生活态度？
五．哲学家与智者的区别
我们已经指出，许多智者为了招揽学生和客户，在市场上公开宣扬，天上人间之事他们无所不能，无一不晓。而且还在那里玩弄诡辩之术，以标榜自己能证明任何荒谬论题的真理性。这类三等智者的行径败坏了整个智者的清誉，引起了有学之士和本来就反对浮华不实的民主制的贵族们的反感。首先出首反对智者的就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里多有介绍。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第二卷介绍的更加翔实。我们不在这里重复。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苏格拉底原本也是智者，他也能言善辩，也招收青年，他为什么不是智者，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呢？
通过柏拉图的对话[11]，我们可以知道，一，智者研究修辞术，研究知识是为了挣钱糊口，谋生是最终目的。而苏格拉底从事真理的探讨目的，是为了学问本身。他不以此为生生，所以也不向学生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