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批评与识见
回望茅盾的文学批评，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那开阔的历史识见和浓郁的气息。茅盾主要是以和评论步入文坛的，和其他批评家相比，他更关注思潮和系列性的文学现象，更喜欢做一些扫描、漫评性的研究，这从而也开创了“漫评”形式的文学批评实践。这类文学批评，侧重于联系广阔的社会人生，联系时代和历史，对作家作品、文学运动和现象作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展示出茅盾文学批评大家的气度与识见。同时，茅盾漫评式的文学批评，更以其新颖的形式和独特的价值，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春季创作漫评》等。
茅盾的文学批评，自觉地运用了比较视角的研究方法，注重对历史社会的探索，注重研究作家创作道路上出现的新的思想倾向和追求，从历史变化发展的角度作出自己独到的评价。茅盾对1927年初登上文坛的丁玲的文学批评，就是很好的例子。茅盾曾对丁玲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创作进行系统比较，从思想内容方面勾勒出发展线索，使丁玲文学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茅盾的批评观照，自然地驾驭着批评对象，分析深入，评价公允，论述深刻得当。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批评家，茅盾总是把自己的理论分析在大量的、准确的资料基础之上，并在对的反复研究、归纳的同时，从中引出切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19世纪法国大批评家丹纳曾说过，衡量近代文艺批评价值的标准在于“在常识的根据之外加上科学的根据”。…茅盾的文学批评，具有丰富的“常识”和“科学的根据”，结合着历史眼界和社会气息，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好好反思与借鉴。
然而，与茅盾截然不同的是，当下文学批评家却尽量地不涉及历史背景，不论及作品的社会氛围，一边倒式地涌向文本解读。他们纷纷沉迷于单个作家和单个作品的文本阐释，孤立于作家群体和时代社会之外，把孕育生成于时代背景与作家心灵和血肉呼吸中的作品，扔进冰冷的文本结构的酒精瓶，然后凭借着西方学派发展而来的新批评等理论工具，在缺乏同情之理解的理论术语的手术刀下，沉浸于批评家自言自语的、猜谜式的文字索引与文本游戏中。在当下的文学批评里，批评家们很少关涉到作家的思想生机和生活热情，也极少沾染当下生活的烟火气。当下批评家们的神秘高蹈，在生存与商业的压力场中，只是上演着一次次文学批评“知识”带来的文字“权力”的游戏。
2．文学批评的及物性
面对历史，应该引起当下文学批评羞惭的还有茅盾文学批评的及物性。茅盾的文学批评，没有虚泛空论，而都是从当时的文坛实际和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评论，充分显示了评论家的卓识。他主张，评价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不应该枝枝节节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而是看它在当时的文坛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譬如在全面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创作情况以后，茅盾才认为只有叶圣陶的《倪焕之》才是“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品，赞扬这是“扛鼎”似的工作，并且断言由于《倪焕之>的出现，将来我们便“可以说声：五四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象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
可是，当下许多批评家，喜欢不读完整的作品或者挑读作品的片断就急于展开长篇大论。当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当下文学作品产量巨大的客观原因外，批评家盲目求全责备的自我崇高举动，也是导致批评假大空、浮肿贫血的重要因素。当下批评打不到作品的痛处，更多的批评家，只是抓住作家或者作品的精彩之笔来大加发挥，进而强加比附拔高，最后迅速地与当下国内外或者其它社会理论思潮联系起来。他们把作品当作从各个领域漫游回来的传染病菌，但唯独失去了作品本身的体会。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对余华的<兄弟>的评论，这真可谓是把文学批评当成炒作股票。作品本身没几个人细读，却大肆争论这部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对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定位，当下批评家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甚至有些武断。而对铁凝新作<笨花>的批评，一些当下批评家也同样陷入以的攀附来拔高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怪圈。诸如此类的文学批评，许多纯粹就是自言自语，既不尊重作者和作品，也不尊重读者和批评者自己，最终充其量只是沦为世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