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这个世纪，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在西方影响下，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冲突与融合，主流意识文化与民间意识文化之间、意识形态话语与边缘文化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物质至上主义与精神价值追求之间，也由不可抹拭的硬边界，逐渐浸润于一种软边界之中。于是，二十世纪哲性诗学标划出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所谓的主客体的，转向了多层多维、多元价值取向的；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了解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文化身份、差异等；意义不再是纯粹客观的重合而产生的客观意义，而是人的主体性意义以及主体存在的"踪迹"；文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成为人类对冷漠、疾病、疯狂、现代性陷阱和现代化的诅咒的一种指纹。在消解了乌托邦之后，语言的撕裂导致了一种边缘的生存状态和边缘的文化体验。可以说，哲性诗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使整个的危机变得日益明显。同样，理性的扩张使其越出了自己的边界。理性并非万能的，而理性所显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个无意识的非理性领域，却是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对理性和意义的总体置疑，尽管直接产生于"上帝之死"，然而，"人之死"、"主体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使得真理、意义都成为了问题。意识形态的元话语地位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叙事也同样遭到审理。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的过程中，人文科学重新出现了一种"大理论的复归"，使得人们不仅关注一种理性的"大话语"或"大理论"，同时也关注疯狂、死亡、边缘等"小话语"或边缘话语、"小理论"或边缘理论的层面。在知识和权力、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建构体系与消解体系、走向真理与价值消平中，人们发现人的中心地位已经面临危机。人从秩序走向了失序，最后走向了无序。在上帝与人、知识与人、语言与人、意义与人、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人与权力或专制、人与科技和等多方位的向心式形式中，人失去了全面确定的"自我"的自信和权威，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哲学终于萎缩成观念式的书记，而遭遇到"合法性问题"，而诗学也开始流于语言游戏和文本狂欢。在意识权力话语中，从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到了现代的科技形态、消费意识形态，甚至是文化权力意识形态。人们从"体验的幻想"遭遇到"问题的凸显"，最后走向了"语境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