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理论基点是中庸的，具有很强的调和倾向。他有感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情况，而强调一种客观中庸的立场，并将这种客观中庸的立场看作反思性最稳定的地基。同时，布迪厄反对化倾向，既批评以激进为时髦的思潮，又批判游戏化的哲学倾向。他在《之恋》(1966)和《区隔》当中，与萨特以来的哲学的美学化向度针锋相对。布迪厄认为自己批判的不是，而是文化的社会用途，即将文化用作一种符号支配的资本和工具。这是与罗兰·巴特、德里达、海德格或者是泰凯尔小组的那种唯美主义的游戏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客观中庸之道，拒绝煽情，拒绝唯美主义立场，拒绝哲学美学化，拒绝社会学的贵族主义倾向。布迪厄也批评后现代主义，认为其打着解构和文本批评的旗号，煽动了一种不加掩饰的非理性主义，使那种老式的哲学对社会科学的批判死而复生。这种非理性被冠之以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号，布迪厄对此深加批评。布迪厄既对激进主义的理论加以批评，也对保守主义的理论加以批评，同时也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加以批评。事实上，反思性是社会理论的真正地基，面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任何人都已不可能孤芳自赏，完全置身于社会科学大量成就和方法策略之外。那种眩人耳目、华而不实的理论只会是败坏了反思性，因为理论反思只有把自己的沉默深藏在他所贯穿的科学实践之中，并与科学实践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展现自身的魅力。
不妨说，因为对反思性的关注，使布迪厄触及到了那些华而不实的理论泡沫掩盖之下的社会真实，进而触及到了个体的身体的真实和社会性的真实。在布迪厄看来，这才能使反思性真正体现出文化资本阐释的向度和的诗学指向的向度。
六 身体视域与诗性精神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布迪厄的工作平台。当然，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自梅洛－庞蒂以降，有很多人对其加以关注和研究。尤其是福柯和吉登斯的对身体视域的有深度的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的路径，然而，布迪厄仍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他人所不逮之处。如他对现代对身体的培育、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的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控制，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的规范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它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均值得深加关注。在布迪厄看来，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一般而言，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及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并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诗学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心灵问题，变成今日的研究的重要问题。
肉体取代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节点上，布迪厄从社会理论当中跨入了文化研究理论，并进入当代审美的反思性之中。从身体视域出发的艺术观是一种"自由交流"的艺术观，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布迪厄将自己的视野延展到文化研究的审美视野当中，他从家的本质、文化矛盾、美学形式和艺术功能几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布迪厄非常反感那些虚假的文学家和文学游戏者，因为他们靠制造事件起家，而在达到目的之后，却成为因循守旧的学院派。他们在激进之后的保守时期，却将自己的朝三暮四说成是思想自由的明证。
在布迪厄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必然遭遇到文化上的深刻矛盾，即最有自主性的作品没有，而那些千篇一律的遵命之作却有很好的销路。然而，销路与真正价值无关。于是恪守一种孤独的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价值判断，成为艺术家必得禀有的真正本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一些新的模式，即怎样对待精神生活。因为，缺乏思想的老板和缺乏权力的记者，如今已经按照时髦和落伍，新潮和陈旧的标准去判断艺术家的新颖程度。而其精神产品也不再按照真假、美丑、平庸和独特的标准去看，而是不断地推出时髦的话语、时尚的作品。人们将时装和股票的逻辑带进了艺术，甚至将政治权谋逻辑带进了艺术，于是，艺术成为时装表演，成为了一种赌博话语的操作，成为了一种无情的煽情。布迪厄呼吁，应以反思性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的泛批判理论，因为那些过分夸张煽情的浪漫激情尤其容易被新的乌托邦所利用，并与现存秩序相合拍。就文化矛盾而言，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文化一元论，或是一种绝对论、独断论的复归。布迪厄强调应该张扬文化相对主义，即一方面是"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种自由、宽容的价值体系中去把握自己。当然，布迪厄同样强调，他反对那些谴责多元主义的人，也反对那些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名去扼杀表达自由的人，同样也反对那些文化股票的小持有者，他称之为"文化的白种穷人"。他们因为没有多少文化，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