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程序的灵活性如此巨大，法院可以依各种形式设计其ADR措施。不幸的是，这也极易导致法院在设计ADR措施时将其“判决化”的后果。与之相反，法院负责人员应认识到ADR独特的目的，从而设计出能发挥独特作用的ADR措施。
(二)公益维护与当事人服务：价值视角的差别引发的正义模式冲突
代替性纠纷解决措施与司法判决，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种纠纷解决模式。我们分别称之为“当事人服务模式”和“公益维护模式”。司法判决和ADR的程序特征表明，它们分别侧重服务于不同的利益主体：社会公众和当事人个人。司法判决的特征——规范性、透明性包含了强加的标准和上诉审查：这些特征促使法官对社会公益负责，同时限制个人的自由处分权，力求遵守普通规则和公众法律，并维护强调判例的可遵循性、判决的可预测性以及具体案件的社会规则效应的英美普通法传统①。与之相对，ADR的特征是灵活性、私权性：这些特征促使中立第三方主要对纠纷当事人负责。
各种规范程序帮助司法判决服务于公益。法院的判决被认为是和法律的客观标准相一致的，而这些客观法律标准被平等、一贯的适用于各种个体案件，而且这种适用是公开公布的，它们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每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有限的，违反法律的判决将会受到上诉的审查，并被改判。公众参与和公开性原则适用于诉讼中从证据到依法裁判的许多领域。总之，司法判决型程序通过要求法官依照社会价值取向裁决，并通过向社会公开判决、加以上诉审查，从而确保判决与社会价值的一致，实现对公益负责的目的。
相比之下，ADR措施的灵活性和私权性，使之对当事人的不同利益负责。纠纷当事人可以权衡各种ADR程序，从中选择最适合其要求的一种。而且，ADR程序的中立第三方往往可以修改程序以解决特定纠纷。ADR程序的结果可能依照特定的“量体”而定，也可能建立在个人公平观念(通常会受到来自法律的影响)的基础之上。有时，纠纷当事人或纠纷当事人选定的ADR组织会事先确定解决纠纷所应适用的标准。ADR中的协商程序是秘密的，协商过程不公开，甚至纠纷解决本身也是秘密的。保密性直接有益于当事人：它消除当事人间的不安，保守住敏感信息，从而可以使探索性的协商更加真诚。保密性也使灵活性成为可能，它确保程序服务于程序参加者而不是程序以外的主体，并使协议的达成完全自主。对ADR的程序结果的司法审查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就只对纠纷当事人负责。
认为ADR是建立在当事人利益基础之上，而判决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定性有过于简单化之嫌。ADR主要服务于当事人，但它同时也服务于社会：例如，它以一种非强制的，预定的方式引导利益冲突；同样，司法判决主要服务于公益，但它同时也服务于当事人：比如，它解决了具体当事人间的纠纷。“公益维护模式”与“当事人服务模式”是相对的，而不是对立的。因此，ADR和司法判决可以协调运作，共同服务于公益和纠纷当事人。关键在于，两种模式对服务对像韵铜重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在程序之中。
(三)冲突的整和
ADR将当事人利益置于公益之前，这可能导致一种担心：ADR的内在价值是以正义为代价的。评价这种主张，首先要对正义的内涵加以界定：传统正义概念与法律规范，进而与司法判决相关联，因此，ADR似乎不可能体现正义；然而，有关正义的实践性研究【2】表明，ADR可以如同司法判决一样恰当，将ADR融人现有法院体系，并不必然会牺牲正义。以下将关注由ADR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在论辩中所阐明的三种正义观。
首先，正义意味着纠纷主体的平等对待。ADR的反对派关注权力和社会地位对纠纷解决程序的影响，他们认为ADR程序的非正规性不利于弱势群体——少数、妇女、贫民的保护。他们暗示，ADR的秘密性和灵活性湮没了社会制约和制度保障，进而加剧了权力等级差别。然而，ADR型非正规程序，与类似司法判决的正规程序相比，并不一定就更不利于弱势群体。正规性可能鼓励人们采取恰当的行为方式，遵守行为规则，同时它也设下了通往正义的路障——司法判决垂青于有专业法律知识、有能力聘请法律代理人、熟悉正式而专业化的社会规则的人；而且，诉讼中的许多程序阶段，如：证据发现程序、和解会议等是在法官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缺乏中立第三方的控制。即使，法官在场，诉讼的某些阶段仍是非正规的，它们有可能根本不在法庭进行，也无须记录。这就使得反对派对ADR的批评显得软弱无力；最后，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对任何社会制度和程序都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偏狭，司法判决制度和诉讼程序也不能例外。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和司法判决程序中的法官都应当力保游戏的平等进行，至少应监督权力差别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然而，这样做是否有效、以致是否可能都是有疑问的。非正规的ADR和正规的司法判决，哪一个能为弱者提供一个更为有利的行为框架，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司法程序的判决主体和ADR程序的中立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