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损害: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2)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只不过不是对现实的具体历史的“自然历史的描述”，而是“经过修正的”，“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要素可以在他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7]。历史是在先的，在逻辑顺序上一般也是在先的。（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承认逻辑的起点必然是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
      至于逻辑起点的意义，马克思也认为逻辑起点决定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且决定着理论体系的终点。不同的是，马克思是用矛盾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决定的。逻辑起点包含着研究对象及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因而从它出发，可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认识，经过一系列中介，能够逐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从而形成整个理论体系。商品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通过分析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可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8]。此外，马克思在论及资本流通(循环)时说:“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9]从起点的个别(具体)到终点的个别(具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过一系列的过渡、转化，其过程呈现为螺旋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一个过程的终点同时又是另一个过程的起点。这体现了他对黑格尔“封闭圆圈”的扬弃。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思考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提供了指导和经验。他们让我们懂得逻辑起点必须是学科研究对象中最广泛最普遍现象的最简单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它与历史的起点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按照这两项原则确定的逻辑起点包含了对学科理论体系的规定性，决定了学科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逻辑终点。
      二、环境损害: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必然选择
      “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2]51，而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定更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这并不是指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定必然会遇到在其他科学体系逻辑起点选择上通常会遇到的困难，而是说环境法学的不成熟决定了其逻辑起点的确立需要费更多的周折。一方面，作为环境法学研究对象的环境法是法律家族中的后生晚辈，其成长历程刚刚开始，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自己，以至于人们一时还不能准确把握它的本质以及其他重要的属性。这影响了环境法学的创建，使人们无法从这个对象中搜寻到足够多的对确立环境法学逻辑起点有帮助的信息。另一方面，处于初创中的环境法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常常受先发法学学科（我们这里所说的先发学科指的是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民法学为骨干，以法理学为统帅的法学学科。即使仅从发生时代的先后而言，他们相对于环境法学都是先发的。）的影响，学科的独立性还不明显，使我们为之寻找逻辑起点的这个学科对象的轮廓还显得不够清晰。
      尽管如此，在尽可能地摆脱先发法学学科的影响，对年轻的环境法作了纵向的和横向的认真审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窥见那以环境法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环境法与其它部门法一样，都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只不过法律家族中的这个新成员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些特殊，它调整的是人们在修复、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环境”为必要中介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与民法等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根本的差别。也许会有人拿其他社会关系与环境的相关性来否定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比如在民法上的相邻关系就常常包含某种“环境”因素。然而，这种反驳对于积极探索的意义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环境法所关心的环境不是某个个人房前屋后的环境，而是带有人类共同性特征的自然环境。（显著的事例是，臭氧层空洞的出现和扩大不是张家的环境问题，不是李家的环境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环境问题。）这一点可以成为区分民法与环境法的一个界限。不过，说明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是，作为环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媒介的环境是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环境。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基因污染、酸雨、沙漠化、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等就是对这种非正常状态的典型。从发生的角度一眼就可看出，环境法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的出现而引发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非常明显，如果环境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就像早期农耕时代那样，就不会有环境法的产生。从环境法的实施或运行的角度来看，它是调整由环境的不正常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环境正常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家庭关系、行政隶属关系等在传统的财产法、家庭法、行政法等之下早已安排妥当了。
      有一个在今天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词汇可以用来说明环境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都是以非正常的环境为媒介的社会关系，这个词就是环境问题。在现有的能够体现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以分析“环境问题”作为各自所构建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开端。例如，金瑞林主编的《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第一章第三节论述的是“环境问题”、汪劲著的《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第一章第一节中的第二目论述的是“环境问题及其本质”、吕忠梅著的《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吕忠梅先生在其《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导言的第二节论述的也是“环境问题”。）的第一章第一节论述的是“环境与环境问题”、蔡守秋主编的《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第一章第二节论述的是“环境资源问题”;日本学者原田尚彦的《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一章序言部分论述的是“公害问题的产生与环境法”，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都从论述“环境问题”展开整个环境法学理论体系，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怀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共识:环境法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所关注的普遍现象。这些著作对环境问题的定义、分类等可能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所阐述的环境问题都是出现了“问题”的环境。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我们曾把环境问题概括为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两大类，把“由于人类活动向环境输送了超出一定量的物质造成了环境的原有品质的改变”这一类称为“环境污染”，把“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对自然环境原有状态的破坏”这一类称为“环境破坏”[10]。不管是“环境的原有品质的改变”，还是“自然环境原有状态的破坏”，其共同的本质是自然环境的不利变化。我们可以把环境的各种不利变化抽象为环境损害。
      环境法就是用来应对环境不利变化也就是环境损害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