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时间:2022-02-11 13:49:31 征文 我要投稿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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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1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此话出自着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之口。

  朱熹博览群书,融会诸家,体察社情民意,著述讲学,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被世人尊称为朱子。出生于尤溪的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一带度过,并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辟有一所书院——武夷精舍,在此一边写作,一边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从朱子思想中可以汲取什么营养?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本月初,武夷书院讲坛在武夷山开讲,“朱子学第一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朱熹后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从不同角度解码朱子思想。让我们跟随学者的脚步,穿越时空,亲近大师。

  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

  儒家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宋代道学是儒家发展的新形态,以朱子为中心的宋儒理学特别强调传承道统的意识,对‘学绝道丧’特别忧患,‘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这对今天重续文化传承和价值传承有重要启示。”“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陈来认为,朱子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这是近1000年来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在陈来看来,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对儒家“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论证和展开。朱熹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

  朱熹仕宦九载,立朝御前46天,上书请辞64次,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著述、授教之上,“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朱熹参与创建、修复、讲学、题记的书院有64所,其中自建4所。武夷书院原名武夷精舍,由朱熹亲自擘画、营建,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据记载,自武夷书院建成后,武夷山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陈来认为,朱子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朱子学的宗旨是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与其宗旨相一致。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人。

  在朱子思想中,其教育理念同样具有现代意义。“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意义。”陈来说。

  为儒学补上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子家训》具有普世价值

  在朱子学说中,《朱子家训》同样影响甚广。说起《朱子家训》,不少人会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名训。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子家训》,而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

  朱杰人指出,两者互为羽翼,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是对《朱子家训》的阐发与延伸,把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来收在朱氏家谱中,是朱子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只是家族内部用的,并不对外。 “世界朱子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就把《朱子家训》公之于世,并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朱杰人说。

  朱杰人认为,《朱子家训》仅有317个字,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在朱杰人看来,《朱子家训》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朱子家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民族都具有现实意义。20xx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建造一个园林叫孝恩园,园内建有刻着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大学”教材,但当时儿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因此,朱子在晚年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孔子、孟子的家训收集起来并进行改造,重新写成《小学》,用通俗的语言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的思想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这就使家训摆脱了复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的意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陈来指出,要把朱子学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2

  朱熹公祭活动始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尤溪是古代全国唯一朱熹诞辰日官方祭祀朱熹的地方。20xx年,尤溪县在南溪书院恢复朱熹诞辰祭祀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xx年,“朱子祭祀大典”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你看,这"南溪书院"匾额为宋理宗皇帝御书,"文山毓哲"匾额是清康熙皇帝御赐,这里就是祭祀朱熹的地方(书院),几百前就是闽文化象征之一……”纪优梓介绍起尤溪县近年来在推进朱子文化品牌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传承的地方缺少乡愁。

  作为尤溪最大的特色,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一直为尤溪高度重视,并以“全城朱子文化”来定义城市的规划发展。

  比如在挖掘、保护、整理、研究和运用朱子文化工作方面,通过艰苦努力,尤溪县理清了该县作为“朱熹诞生地”及其朱熹生平的脉络,出版了有关朱熹的著作12本,共200多万字;整理、规范了朱熹公祭活动相关事宜;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由我国著名哲学家、朱熹研究权威张立文领衔,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朱熹大辞典》一书,于20xx年编辑出版,反映了目前国内外朱熹研究的最高水平。

  “以家风家教、家训祖训为内容的朱子家训文化以及孝文化在尤溪得到很好的发展弘扬,像这里的南溪书院、开山书院,甚至尤溪火车站广场都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载体。”纪优梓说,尤溪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朱子家训的.研究,把朱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如,尤溪实验小学组建百人朱子合唱团和百人朱熹诗词、朱子家训朗诵队。县里还组织有关朱子诗词演唱的节目,被搬上了中央七套的乡约栏目、林博会等。

  挖掘、整理是基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传承,由此,尤溪县根据“全城朱子文化”的定义,设定了打造“中华理学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3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组织重建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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