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何谓文化》「下」

时间：2025-11-04 02:05:30 余秋雨

余秋雨《何谓文化》「下」

　　世界报告（1）

　　——对话博科娃

　　说明：

　　博科娃女士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国来亲自发布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来，发布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还是第一次，因此，这一天有历史意义。

　　发布的地点，在上海世博会的“联合国馆”。发布仪式上有一个环节，是我与她的对话。对话的程序很简单：先由她介绍这份世界报告的基本思路，接着由我从文化价值上作一番阐释，最后她表示感谢。两方面并没有出现具体观点上的切磋和讨论。

　　联合国的总干事，当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却没有任何官职，这怎么构得成“对话”的相应身份？主持人为此向各国听众介绍我：“亲自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遗址，又拥有最多的华文读者。”我连忙更正：“最多”的统计经常在变，现在已经不是。

　　下面就是我在发布仪式上对这份“世界报告”所作的六段阐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补充了另一场发言的相关内容。

　　一

　　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欢迎您来到上海。

　　由于您亲自到这里来发布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今天的上海特别晴朗。

　　您刚才反复论述，这份世界报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样性”。

　　这个宗旨，当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很平常的提法，谁也不会反对，谁也不会激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出现了“对立面的泛化”。对此，我解释一下。

　　“文化的多样化”，顾名思义，它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的单边化”，也就是某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霸。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文化宣布这种企图，也没有一个理论家推出这种主张。就连“单边化”嫌疑最大的那个国家，主要也“单边”在国际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则保持着“多样性”。它近年来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防范，也总是寻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寻找“文化多样化”的对立面，人们缺少现实对象，只能联想到古罗马，联想到刚刚发现美洲时的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连一些浩荡远征的军事强权，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没有来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对立面的不确定，也就使我们今天的宗旨有一点褪色。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的宗旨，究竟是针对什么？

　　我认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是：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究竟是导致必然冲突，还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对立面，是以亨廷顿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先生的理论，被当代世界夸张、误读，结果，为各种冲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据，这就使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之前，世界历史上的那么多冲突，还未曾找到那么明确、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

　　正是“文明冲突论”，有可能使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变成了对峙关系，互敬关系变成了互警关系，互访关系变成了互防关系。时间一长，每个文明的目光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偏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的“多样性”宗旨。

　　这，确实值得联合国发布一个单独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来正本清源。

　　二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一九九四年。一发表，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为什么？

　　世界报告（2）

　　那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智者们都开始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大家一回顾总结，无穷无尽的枪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纪太可怕了，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又持续了严重的“冷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什么同盟国、协约国、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都已成过眼烟云，就连后来匆忙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很快发生了变化。总之，一切作为二十世纪冲突根源的政治依据，眼看着都很难延续。但是，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于不知道新的冲突根源，人们更慌乱了。

　　大家不喜欢冲突，但更不喜欢那种不知道冲突由来的无准备、无逻辑状态。因此，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期待一种判断，一种预测。否则，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纪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出场了。

　　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以“文明”为坐标。他预言，所有古往今来所积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摆脱别的种种归类后，将以自己的文明为皈依，然后与其他文明对弈、纠缠、冲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间，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

　　这种解释和划分，乍一听，理由比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现实证据，因此一发表便轰传各国，万人瞩目。

　　有人说，亨廷顿先生的厉害，就是从政治划分回归到了文化划分，而文化确实比政治更稳固、更长久。这就无怪，“文明冲突论”成了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论。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弊端。

　　我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就于一九九九年两次明确地批评了亨廷顿先生的两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带有冷战思维的明显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锁定了新的对手；

　　二是以冲突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冲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实际效果令人担忧。

　　我不能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是由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的；但是，冲突的事实和冲突的理论之间，确实起了“互相印证”的作用。因此，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如何面对这种理论，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大课题。

　　三

　　于是，二○○四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虽然不是专谈文化，却明确地对“文明冲突论”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参加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各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中一致认为，“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异，当作了世界冲突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反过来，肯定差异、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这个概念，就成了保护差异的理由和结果。

　　我记得，在讨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英文词是difference（差异）和diversity（多样性）。两个D，后来又增加了一个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那句话的第一个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

　　大家看到没有，图图大主教的这句话，就被正式写到了那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之中。与这句话一起，还出现了一句果断的结论：本报告否定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

　　世界报告（3）

　　有趣的是，我在联合国的各种报告中，很少读到这种坚定的结论性语言。

　　在那次研究和讨论中，我才知道，其实早在二○○一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后来，二○○五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作为对二○○一年那个宣言的补充文件。我又一次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文化多样性”的原理提醒国际学者，应该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华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逻辑横加猜疑。

　　联合国毕竟是联合国，清晰地知道当前世界的主要麻烦，是以“文明差异”或“文化差异”的理由，爆发冲突。因此，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焦点，多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发宣言、订公约、开大会，实在让人感动；但同时，联合国又毕竟是联合国，总是那么绅士派头，说来说去还是“多样性”，委婉平和，不作厉声疾语。

　　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还是一如既往，从“多样性”出发来否定文明冲突。但是，与过去的宣言和公约相比，它又大大进了一步，从学术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顿理论的“三大错误假设”。在我看来，这在同一问题的思考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请允许我稍稍花一点时间，对这“三大错误假设”作一些解释。

　　四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就像历史上很多轰传一时却站不住脚的理论一样，立足的基础是一系列假设。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但亨廷顿先生未能诚恳地表明是假设，显然是一种理论错误。

　　“文明冲突论”的第一个假设，是粗糙地设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群落在文化归属、文明选择上，只能是单一的。事实上，全部世界史证明，这种归属和选择都是多重的，叠加的，互相依赖的。因此，那种看似“正宗不二”的单色、单线、单层、单调，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出于幼稚而懒惰的思辨方便而进行的“想象式提纯”，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文明冲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武断地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是一条条水火不容的封闭式断裂线。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边界都是多孔的，互渗的，松软的。文明的边界不像战时国界那样壁垒森严，而是混沌地包括着风俗、语言、婚姻、祭祀、歌舞等生态文化的不可分割元素，即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区划，仔细一看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甚至大同小异。因此，那种以邻为壑式的所谓文明边界，其实也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理论切割，为的是使冲突双方“到位”，并找到“冲突的身份”。这很不应该，因为绝大多数“冲突的身份”，是自欺欺人的虚构。

　　“文明冲突论”的第三个假设，是鲁莽地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复古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文明都在忙着创新、改革、广采博纳、吐故纳新。我走遍全世界，看到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确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异。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拿着千年不变的模式去与别的文明冲突。在学术上，把不确定的活体说成是僵化的实体，那就是在为冲突制造理由。

　　以上所说这三个“错误假设”，是“文明冲突论”所隐藏的三个理论支柱。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很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如果大家都明白了各种文明之间归属的叠加性、边界的模糊性、内容的变动性，那么，信奉和执行“文明冲突论”的人群就会大大减少。

　　世界报告（4）

　　五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谈谈个人的感受。

　　前面提到，我在上世纪末就对“文明冲突论”提出异议。这种异议，较系统地见之于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写的书籍《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中，也见之于我花了两年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专题《秋雨时分》中。

　　照理，我贴地考察了当今世界冲突最严重的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地区，最能呼应“文明冲突论”，为什么却反对了呢？

　　我在那两本书里写道，看来看去，确实到处都在发生冲突。但是，所有的恶性冲突都发生在文明和野蛮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间。因此，当今世界应该划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

　　那么，什么是“当代野蛮”呢？我在书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项，那就是：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破坏、制毒贩毒、极端霸权、极端民粹，以及面对自然灾难和传染病无所作为。从事这些“当代野蛮”的人，和反对这些“当代野蛮”的人一样，都散布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解释成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们就有掩饰自己野蛮行径的嫌疑。

　　我在几本书里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

　　几万里历险告诉我，“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线、共同的防范、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共同”，是人类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证。如果有谁热衷于文明族群之间的挑唆，那就势必会淡化乃至放弃这么多“共同”，最后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在这么多“共同”下，文化差异就必须被保护、被欣赏了，并由此产生文化的多样性。

　　对于守护文明的共同底线，我们的态度是严峻；而对于保护文明范围内的多样差异，我们的心情是喜悦。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专业的文化行为。因为我发现，在文明课题下的轻重颠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错置，这样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造成了浓重的人文迷雾，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由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被他们夸张成了你死我活，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论。对此，我还是只能以自己为例来作一些分析。

　　我在华文读者中的形象，是中华文化的搜寻者和捍卫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论也总是在我身边鼓荡，希望由我进一步来带头强化。但是，只能让他们深深失望了，因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写道——

　　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诚阐释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

　　既然一个小小的心灵都能融汇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无怨隙，那么，大大的世界又会如何呢？

　　确实，我一直认为，当我们在讨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内心贮备，当作一个参照范本。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却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例如，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一个社区，一百年来聚居着来自北方、来自南方和本地原住这三拨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难分彼此。一天，忽然来了几个文化人，调查三拨居民百年来的恩怨情仇。他们问：偷盗事件以哪一拨为多？群殴事件以哪一拨为多？又发生过多少次跨族群仇杀？折腾过多少次法庭诉讼？这一切，与三拨人的地域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三拨人的后代，在今天的处世状况如何？……这样的调查，经过一个月，拟成了初稿印发，结果，这个社区对立横起、冲突复萌，再也无法友爱和平了。

　　世界报告（5）

　　难道，文化人为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

　　扩大了看，我觉得“文明冲突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理论，也或多或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必须引起警觉。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从它们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伦理本体，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异化。二十一世纪，随着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系统的突飞猛进，那种以“文化”的名义造成恶果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两度与该校二十几位教授长时间座谈，话题频频涉及“文明冲突论”。春夜别墅林苑的温煦话语，令人难忘。听教授们说，那些天亨廷顿先生不在波士顿，否则他们就把他也请来了。我倒是很想与他当面切磋一番。

　　二○○八年夏天，在中美两国很多学术界朋友的策划下，准备在美国举办一个论坛，邀请亨廷顿先生与我对谈，时间定在二○○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先生却在二○○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学人，语势滔滔，竟戛然中断，溘然离去，实在令人不舍。

　　从他最后两年发表的文章看，他已经知道国际间有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诱发了冲突，他为此感到委屈，进行了自辩。

　　我愿意相信，这位学者并不存在点燃和扩大冲突的动机。但遗憾的是，一切理论的初始动机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而更应该重视的却是后者。

　　亨廷顿先生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即便在逝世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探讨几句。

　　一种出于西方本位论的自以为是，使“文明冲突论”在论述其他文明时只停留在外部扫描，而没有体察它们的各自立场，以及它们实际遇到的痛痒。

　　例如，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纪“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说了不少话，并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往事也与之相连。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太表面了，说来说去，基本上是“行外话”。因此，立论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样的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准确地作了这种预见。

　　根据亨廷顿先生和很多西方学者的立场，其他文明即使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发展，在“精神价值”和“制度文化”上也应该归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归附，他们就无法进行阐述，因此在他们的内心认知上就是“麻烦”，冲突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

　　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

　　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

　　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

　　身上的文化（2）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

　　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elanguage），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宏观。从宏观来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暂时。因此，文化的宏观也就成了达观。

　　过去乡村里的农民，只知埋头种地，目光不出二三个村庄。突然有一个游子回来，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会讲话，从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宽，龃龉就少。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说，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从农村扩大到整个社会，道理一样。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作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

　　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在诸多粘着中，黏着于专业、古琴和文物还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标，寻衅滋事，长黏不放。这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文化风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

　　摆脱粘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著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对此，请允许我讲几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经验，不黏着于官位是容易的，不粘着于他人的诽谤也不难。但是，当大家发现我还在进一步摆脱黏着，亲手把自己创建的文化专业搁置，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放弃，就不能不惊诧了。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其中，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见《千年一叹》初版第27页）；而且，我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

　　好几位财经专家问我，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我说，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

　　记得就在准确地预测了欧洲经济之后，我还以非专业的外行目光，对自己身边的一家老式百货商店进行了预测。当时，在各种新兴“超市”的包围下，上海街市间的这种老式百货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转制”也无人看好。而事实上，全上海同类商店这么多年下来的存活比例，确实也微乎其微。但我，却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我说，很抱歉，你们这些财经评论员太黏着于专业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预测”。

　　有很多“策划专家”喜欢给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人“定位”，但这只是一时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给“定位”太死的社会带来自由活力，让每个人的综合天性充分发挥。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作一个小结了：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必要贮存（1）

　　前面所说的不再扮演，不再黏着，是做减法。紧接着，我要做一点加法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着？是因为“有恃无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贮存。

　　文化多元，贮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广泛交流、对话、沟通的纽带，不可以没有共同基元。这种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贮存”。

　　说“必要贮存”，当然是针对着“非必要贮存”。平心而论，多数人身上的文化贮存，实在是太杂、太乱、太多了。

　　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贮存”也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说，这些“必要贮存”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也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会太多，大家都应知道。

　　对此，我想稍稍说得实在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最好从自己的母语文化出发。对此，中国人的理由更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是人类诸多古文化中独独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我们身上的“必要贮存”中如果不是以中华文化打底，连外人看来也会觉得十分奇怪。

　　中华文化历时长，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随手写出一个简单目录出来作为例证，说明对于非研究人员而言，至少应该浏览和记诵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诗经》七、八篇，《关睢》、《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史记》，应读名篇甚多，如《项羽本纪》、《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外，那篇《报任安书》也要读。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又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读他的书，兼得历史、文学、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诗，读《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陶渊明诗文，诵读《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按重要排序为：第一等级李白、杜甫，第二等级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李商隐、杜牧，第四等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这四个等级的唐诗，具体篇目难以细列，可在各种选本中自行寻找，也是一种乐趣；

　　李煜，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却是文学大家。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琅琅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

　　必要贮存（2）

　　明清小说，真正的顶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红楼梦》，必读。第二等级为《西游记》、《水浒传》。第三等级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为什么选这些文本？这与中国文脉的消长荣衰有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课题，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中国文脉》，以及我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纪录《四十七堂课》一书。

　　完成以上阅读，一年时间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个人需要旁及孙子、墨子、《中庸》、韩愈、柳宗元、朱熹、明、《人间词话》。当然，这个目录中我没有把具有文学价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内，如《心经》、《六祖坛经》。

　　除了阅读，“必要贮存”中也应该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例如以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石鼓文》、《兰亭序》、《九成宫》、《祭侄稿》、《寒食帖》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张择端、范宽、黄公望、石涛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以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涉猎的结果，要对它们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别喜爱。

　　对于国际间的文化，怎么才能构成“必要贮存“呢？

　　那么多国家，范围实在太大。我建议，先把哲学、人文科学放一边，只记住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名人经典。例如，美术上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罗丹，文学上的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音乐上的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劳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纪之前的，现代太多，须自行选择。

　　对于国际间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习计划，可以用潇洒的态度随机接受，只要知道等级就行。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必要贮存”迟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赏来完成贮存的，使它们渐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学历的叠加，还要珍贵。

　　必要风范

　　既有贮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们就不妨让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不必隐蔽，不必遮盖。

　　今天的社会，太少斯文之气，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适度地自然显现，为人们提供一种“必要风范”，倒是功德无量。

　　那么，这种出自文化的“必要风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为四点：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容一一道来。

　　一、书卷气

　　身上的文化，首先显现为书卷气。

　　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

　　书卷气容易被误置为中国古代的冬烘气、塾师气、文牍气，必须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伪文化圈”中开始复活的“近代文言”、“民国文言”绝不可用，因为那是一种很低级的“孔乙己腔调”。古文，盛于汉唐，止于明末；现代，美文尽在白话，而且是一种洗去了骈俪污渍的质朴白话。近代的落第秀才、账房先生学不会这种白话，才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文言，恰恰与“书卷气”背道而驰。

　　此外，现代的书卷气没有国界，不分行业，表现为一种来回穿插、往返参照的思维自由。自由度越高，参照系越多，书卷气也就越浓。

　　必要贮存（3）

　　书卷气一浓，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贮存”中寻找自己的最爱，不讳避偏好。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二、长者风

　　这里所说的“长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风范。由于文化给了我们古今中外，给了我们大哲大美，给了我们极老极新，因此我们远比年龄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们的躯体变大，大得兼容并包、宽厚体谅，这便是长者风。

　　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这就给予文化人一种责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赖、被信赖的感觉，不要让人失望。

　　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对长者的要求，九成是倾听，一成是帮助。甚至，根本不要帮助，只要倾听。倾听时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诉说者最大的期待。

　　长者风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滥施怜惜、即刻表态。一旦这样，你就成了诉说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长者。长者当然也充满同情，却又受到理性的控制，决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长者风的本质，是在倾听之后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之道、合适之道，其实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长者风让人宽慰，让人舒心，让人开怀。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恶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紧接着讲第三个特征了。

　　三、裁断力

　　越是温和的长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线。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对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从层层叠叠、远远近近的佐证中，判断最复杂的交错，寻找最隐蔽的暗线。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一个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宽厚的长者风，还须展现果敢的裁断力，让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断力是全社会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码，全都来自于文化。文化再无用，也能把万物衡量。

　　文化裁断力的表现方式，与法院的裁断并不相同。它没有那种排场，那种仪式，那种权威，那种语言。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沉默，只是摇头。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谎言，然后背过脸去；它也可以顷刻便知道什么是诽谤，然后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拒绝。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身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变成一系列怀疑，提出一项项质询。同样，对于如日中天、众声欢呼的人和事，也会后退三步，投之以寻常观察，仍然以“独醒者”的冷静，寻出最隐晦的曲巷暗道，最细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个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针”。这种风范，让人难忘。

　　四、慈爱相

　　慈爱相，是文化的终极之相。所有的风范，皆以此为轴。

　　多年来，我对文化人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标准：不看他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难、自然灾害发生时，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遗憾的是，很多“言论领袖”都会在那个时候整体隐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来，满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陈逸飞从来不找我做什么事，却在SARS疫情肆虐期间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约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宣传短片，安抚人心。我看着这位国际大画家满头大汗的着急样子，刹时感动。

　　我的一名学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个民众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数捐款者其实并没有发现她，但她还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动，默默称赞一声，真是一个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当时也到废墟之间，含泪劝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并为幸存的学生捐建了三个图书馆。但由于所有的图书需要由我亲自挑选，时间有点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击。这时，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来了为三个图书馆的热情题词。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们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断？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远，也能闻到自己同类的气息。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获得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仪式。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所说的“气”和“华”，没有具体内容，却能让大家发现。可见，它们与众人相关，真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现今的中国文化，作品如潮，风范还少。因此，构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在于出了几部名作，得了几个大奖，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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