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待客轶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待客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因为)到京城，所以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出席，以为王安石必定会以盛宴相邀。到了中午的时候，觉得很饥饿，但不敢离去。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不具备。萧氏子心里暗暗的责备王安石。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一会儿就上饭了，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不放下筷子，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把剩下的四边取来自己吃，萧氏子感到很惭愧，便回去了。
【原文：王安石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为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猪脔数四，顷即供饭，旁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旁。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王安石轶事食鱼饵
某天，宋仁宗皇帝心情不错，一高兴决定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派对——“赏花钓鱼宴”，把够级别的京官都请到御苑，领略一番原汁原味的皇家情调。当时王安石的职务是“知制诰”，就是皇帝办公室秘书处负责草拟诏书的官员，管机要的重臣，自然也在被邀之列。
“赏花钓鱼宴”，顾名思义就是宴会的娱乐项目有赏花和钓鱼两项，聚餐前来宾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以尽雅兴。王安石对花兴趣不大，他选的项目是钓鱼。早有内侍将备好的鱼饵盛在金盘中置于茶几上。皇家钓鱼自然与众不同，鱼饵的配制不消说是花了工夫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香精香料掺了不少，不要说鱼，就是人也会抵挡不住诱惑。这不，王大人鱼还没钓，不知是因为闻到香气还是别的什么，竟鬼使神差地抓起一粒鱼饵放进嘴里细嚼慢咽起来。这一尝不打紧，居然对上了胃口，遂一发不可收，几个回合下来，竟将一盘鱼饵吃了个精光!
这事很快传到仁宗皇帝耳中。第二天，仁宗很是纳闷地对宰辅讲了这件事，并说:“王安石这人怪啊，误食鱼饵一粒也就罢了，可他生生吃下一整盘，不近情理嘛!”
王安石轶事拒谄
邵州武冈知县郭祥正，上书朝廷，要皇帝以后“专听王安石区划，凡议论有异于王安石者，虽大吏当屏黜”。神宗感此表章甚为“辨畅”，就问安石：“你认得郭祥正此人吗?安石答：“过去在江东时认识他。这个人很有点纵横家才能，善于察言观色行事，但心术不正，绝不可用。”这时郭祥正已因功升了官。听到安石对神宗讲的话，就赶快辞官回家去了。
熙宁八年，安石再相，但由于改革派的内部分裂，使新政推行更为困难，“上告求去甚切”，一再要求辞职。有个叫练亨甫的人，对中丞邓绾说：“你为何不对皇帝说，要用特殊的礼遇来挽留丞相呢?把丞相有官职的子侄都升成高官，没官职的亲朋都授与官职，再在京师赐与丞相第宅田邸，丞相辞职的要求就会打消了。”邓绾听信了练亨甫的话，在上朝时就把上面的话一一对皇帝说了。神宗听了也没答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一天，安石又向神宗求去。神宗说：“只要你能留下，你的要求我都答应，只是还没有一座合适的房子给你。”安石听了十分惊异，问：“我何时有这等要求?”神宗把原委一说，安石就请查办这件事，于是撤了邓绾和练亨甫的职。
个人恩怨
作者：佚名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代表作
王安石的存世作品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散文：《伤仲永》《登飞来峰》《上仁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材论》《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慈溪县学记》《扬州新园亭记》《上人书》《祭欧阳文忠公文》
诗歌：《明妃曲二首》《书湖阴先生壁》《棋》《泊船瓜洲》《与薛肇明弈棋赌》《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春夜》《北山》《葛溪驿》《示长安君》《郊行》《登飞来峰》《千秋岁引》《梅花》《明妃曲二首》《梅花》《元日》《登飞来峰》《商鞅》《书湖阴先生壁》《棋》《春夜》《北山》《苏秦》《胡笳十八拍十八首》《梦中作》
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南乡子·自古帝王州》《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清平乐·留春不住》《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千秋岁引·秋景》《菩萨蛮·集句》《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王安石人物评价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82]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83]
王安石典故
拗相公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99]
清廉朴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不迩声色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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