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5年减少2000万，失业危机在即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2016年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上表示，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近5年累计减少的数量约为2000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
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性化，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变”已经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形成倒逼之势。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19日举行的“2016年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上预计，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近5年累计减少的数量约为2000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表示，当前大学毕业生占到了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半壁江山”，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力市场也再难以大量提供传统制造业所需的简单劳动力，过去高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曾湘泉预测2016年至少将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还会更大。“即使按照487万来计算，这5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总共下降了1934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曾表示，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至9.11亿，还会持续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后将会出现大幅下降的过程，平均以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到2050年，人社部预测劳动年龄人口会由2030年的8.3亿降到7亿左右。
曾湘泉认为，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近年来全行业薪酬增长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还引发了人力资源流动频率与规模的增大。数据显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离职率2011年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说，甚至有企业反映员工的离职率达到了50%，同时劳动争议也频发，这些都给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劳动力学历和能力的“剪刀差”
我国产业结构必须进行转型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无法再支持过去传统制造业所需的人力资源。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20多年间，制造业流水线对于工人的年龄限制非常严格，它们“掐尖”使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年轻工人，直到“民工荒”大范围出现之后，才不得不放开年龄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后是15~24岁青年劳动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岁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最明显的群体，2006年这个群体有1.2亿人，预测到2020年将会下降到6000万。与此相对应，55~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上升，劳动力结构趋于老化。
张车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随着这些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们成为制造业中的低廉劳动力。
如今情况已经和过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4%，2015年大学毕业生约占到新增劳动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约占20%。“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高投入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张车伟说。
张车伟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的增长联系变弱，而与人力资本联系变强，这也是GDP的增速放缓而就业却好于预期的原因。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虽然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学生自身素质与技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要求不尽匹配，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大学生实际技能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张车伟说。
技能人才的缺口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隐忧。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没有技能的占到76%。
2014年《kelly service全球雇员指数报告》显示，目前92%的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受到劳动力队伍数量和能力(质量)短缺的影响，其中，劳动力质量问题尤为突出。
曾湘泉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必须重视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近年来财政在劳动力培训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下一步应该加强对培训项目的评估，提高培训的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
拓展阅读——《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
由亚洲协会和摩根大通共同主办的“中国科技创新激发人力资本转型”研讨会11月3日在京举办。与会的政界、商界人士和教育界专家一致认为，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的完善，以及依据市场需求分配劳动力资源，对解决中国面临的人才技能缺口问题至关重要。
会上，由摩根大通支持发起，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发布。报告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两大挑战，包括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战略设计人才的缺失，以及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劳动力技能错配。
报告为此提出五方面政策建议。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教育机构加强与企业对接，校企联合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二是职业培训平民化，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扶助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的技能提升;三是逐渐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模式;四是弘扬工匠精神，完善入学、求学、求职、发展全链条;五是打破行政性和行业性垄断，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推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改革，创造更好的人才流动、就业和创业环境。
报告分析显示，我国劳动人口中失业风险最高的三类群体是，16-29岁青年农民工、22-24岁大学生毕业生和45-60岁中年劳动力。因此，提高技能水平是减小上述群体失业风险、降低整体失业率的关键。
由摩根大通支持发起、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人才层次矛盾显著。
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技能实用性不强，就业期望与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增加，农民工技能不足，且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匮乏。
上述现象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
11月3日，由摩根大通支持发起、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人才层次矛盾显著，低学历者的工作技能距离市场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而高学历者的技能结构存在与市场脱节的现象。
作为报告研究方之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对媒体表示，近2.8亿农民工加上每年毕业的700多万大学生，劳动力市场非常巨大;但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学校受的教育恐怕跟职业需求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正逐步发展成知识型经济体，因此人力市场面对重大的挑战。”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认为，将大量低技术劳工转化成高增值人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劳动力技能不足制约企业发展
这份报告中，大学毕业生再次被指“眼高手低”，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这其中也包括海归人员。
报告指出，学生本身就业准备不足、离职率高，大学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高达1/3，并且大约有70%的企业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实用性不强”。
此外，大学毕业生就业期望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例如，大学毕业生普遍更为偏好在党政机关及国企等体制内单位就业，但现实是，新增就业岗位绝大部分来自于民营经济。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劳动力技能的不足，仍在制约着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2016年，我国有1200万高校毕业生和高职院校毕业生求职，在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背后，许多雇主依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
不同于大学毕业生的“眼高手低”，农民工面临的是职业技能培训缺乏，受教育程度低，技能不足的问题。
报告指出，虽然年轻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升，但技能依然缺乏，且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匮乏。
我国农民工人口数量在2015年已接近2.8亿，超过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1/4，就业行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
但是，农民工收入水平整体较低，社会保障薄弱，接受正规技能培训的渠道缺乏且限制较多，职业地位普遍较低。报告显示，只有33%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仅有5.9%的农民工拥有职业技术证书，经过培训部门安排上岗的农民工比例仅为0.3%。
李强在分析原因时表示，因为劳动力成本高，现在在东南沿海一带很多劳动力就变成一日工了，以避免付劳保福利的部分，这是一个不良的趋势，由于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导致企业不愿投入成本做职业培训。
三类人群失业风险高
同时，大学毕业、职校毕业生、农民工以及中老年劳动力这些最大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反映了我国整体劳动力供需的困境。
报告分析显示，我国劳动人口中失业风险最高的三类群体是，16-29岁青年农民工、22-24岁大学毕业生和45-60岁中年劳动力。因此，提高技能水平是减小上述群体失业风险、降低整体失业率的关键。
针对上述问题，陈启宗认为，中国正逐步发展成知识型经济体，如何有效地将大量低技术劳工转化成高增值人才是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人口数量庞大且多元化让这一议题更显得具有挑战。
农民工技能不足的问题症结在哪里?报告提出，应进一步帮助农民工打通职业上升通道，拓宽农民工的正规培训渠道。例如，建议再进一步鼓励市场化培训机构或社会企业的发展。
同时，职业教育和技能在职培训却存在实用性不强的问题。鉴于现实中愿意为员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有限，因此可考虑更多地通过以提高员工稳定性为目标的制度建设等方式，比如签订定向培训协议等，让培训后的员工可以回到企业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