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一生事迹

时间：2024-04-30 17:54:55 文圣事迹材料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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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一生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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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一生事迹

　　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历仕仁、英、神、哲宗四朝。神宗元丰年间，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哲宗立，拜尚书右仆射，在相位八月而卒，为北宋名臣与史学家。他好读书，尤其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能够熟练的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的清清楚楚。

　　司马光年约五、六岁时，有一次要吃青胡桃，他的姊姊帮他去壳，但剥不掉，一婢女用热水将胡桃泡过后去壳，后来姊姊问他是谁把壳去掉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去的。这话正好被他的父亲司马池听见，就喝斥他：“小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从此以后就没说过谎。日后司马光教导他的学生刘安世什么是“诚”，他说：“就要从不说谎做起。”他曾经说：“我生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平生所做的事，从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可以对别人讲。”

　　司马光七岁时就像成人一样有威严，非常喜爱听人家讲左氏春秋，回家即能把大意讲给家人听，而且从此以后手不释书乃至不知饥渴寒暑。有一天，他跟一群小孩在院子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上，并掉到缸里就要没顶，别的孩子见出了事，都赶快逃跑，司马光从地上拾起一石块，将水缸打破，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因此得救。后来，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小儿击瓮图》。

　　他十五岁时就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仁宗宝元初(1038年)司马光年二十考上進士，因不喜奢华，皇帝召见时只有他不戴花，同去的人中有人告诉他是皇帝赏赐不能不戴，他才将花戴上。后来司马光被任命为“奉礼郎”，他以父亲在杭，而辞该官职，请求改让他当“苏州判官”以便照顾父母亲，获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过世，司马光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仁宗在位时，西夏王赵元昊称帝，当时麟州(今陜西神木县)多良田，西夏人蚕食其地，当时宰相庞籍命司马光前往视察，司马光建议可盖两座堡垒以制约西夏人，同时募民耕之。庞籍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守将郭恩勇狂妄引兵夜渡河，被敌军歼灭，庞籍因此获罪被罢免。司马光为此三次上疏自引咎，后来庞籍过世，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如母，照顾其子如昆弟，当时的人都认为司马光贤良。

　　司马光廉洁奉公，仁宗皇帝临终前遗诏(1063年)，赐给司马光等大臣约百余万的金银财宝，司马光三次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目前处于忧患穷困，如果因为遗赐不可拒绝，应该允许大臣们将所获得的金钱捐出以资助国家。”司马光的建议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自己那一份赏赐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不愿藏私于己。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王安石乃“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同时司马光用人以德的观点和王安石有很大的出入。当时朝廷对于实施新法有很多争议，司马光与吕惠卿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皇帝面前辩论，司马光认为“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对于司马光的说法吕惠卿无言以对，只好用其它话诋毁司马光，神宗即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

　　由于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因此当宋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六次上奏章辞官，他说：“陛下所以用臣，是觉得我是狂狷率直的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若只是用俸禄官位尊荣我，却不采纳我的建言，这是把天官私自赏给不适当的人。如果我只是以禄位荣显自己，却不能解救天下百姓的痛苦，那就是盗窃名誉地位以谋私利。”

　　后来，神宗在有人诋毁司马光时说：“别的事不说，光就辞枢密一事，自我即位以来，只有他一人。”又说：“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经常在左右的话，就可以不犯过错。”充分肯定了司马光的人品。

　　司马光辞官后，便将所有精力用于编修《资治通鉴》。由于司马光博通经史，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明白历史最大的功能在于让人借鉴。然而，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书架上满满的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兴衰得失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编写《通志》。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写好的《通志》進献给英宗皇帝，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

　　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当时他的侍从只有一个老仆，晚上他叫老仆先睡，自己则写书到半夜才就寝，凌晨就又起来点灯继续写书，每天如此。到天亮后就到屋里向其兄请安，说完话就又回到自己写书的小阁。当时他在洛阳买的房子仅供遮蔽风雨，由于夏日酷热难当，他就请匠人在家中挖地丈余，以砖砌成地室以避暑，此举被京城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历时十九年书成之后，司马光自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又说希望该书能让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神宗言其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司马光在洛阳编书的十五年，老百姓依然将他视为真宰相，由于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当时即便是田夫野老、妇人孺子都认得他。

　　神宗驾崩时(1085年)，司马光赶赴朝廷，卫士看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就是司马相公。”在京城所到之处，京都之人迭足聚观，都视他为宰相，道路堵塞连马都无法前進，百姓求司马光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让百姓得以活命。司马光拜谒当朝宰相，有人爬到屋顶上窥瞰，宰相府的人上前阻止，对方说：“我不是来看你家主人，是想见识司马相公的风采啊!”呵叱不退，结果屋瓦都被踩碎，树枝被踩断。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去问司马光应该先做什么事，司马光回答要“开言路”。因此上疏者上千。

　　后太皇太后从新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当时宋朝的外患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到中国首都一定会向他问候，同时告诉他们守边疆的官吏说：现在宋朝的宰相是司马光，不要随便生事。司马光用心朝政，不舍昼夜，有宾客见他身体衰弱，以诸葛亮吃的少又事情繁重的事来劝告他，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还是一样勤于政事。到病得不醒人事时口中都还在喃喃说着朝廷天下的事。

　　《宋史》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阳的时候，每次到夏县必定会去探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那时司马旦将近八十岁，他伺奉司马旦有如严父，而又保护照顾他如婴儿。

　　司马光对于物质看的很淡，一辈子都恶衣菲食，为官四十余载，虽然官至宰相，却只有薄田三顷，妻子死后，无钱安葬，只好卖地以置棺。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京师的百姓放下生意去吊唁他，有人卖衣服把钱拿来做奠仪。到他安葬的时候，百姓哀悼他有如哀悼过世的亲人，岭南封州一带的父老都相偕来祭拜，到处都有人画他的画像祭拜，吃饭前都要祝祷。

　　司马光死后，百姓对他依然推崇。公元1107～1110当时宋朝传至徽宗，宰相蔡京擅政，视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王献可等贤人君子共一百二十人为奸党，并奏请皇帝批准，要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大石碑上面。当时被召去刻字的长安石工安民推辞说：“我是愚人，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官府对他的说法很生气要治他罪，安民哭泣的说：“我是供差遣的人，不敢推辞，但请让我不要将我的名字安民二字刻在碑文后，怕得罪了后代。”听者都感到无比羞愧。

　　早年经历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步入官场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士兵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治理地方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重回中央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留任谏职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新旧党争

　　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于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0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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