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用亲人医保卡获刑”提示医疗保险制度补漏
邹某患高血压已有30多年，平日里要吃不少药。因邹某只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费报销比例较少，而丈夫老周的社保卡能报销不少医药费。为省钱，邹某便让自己52岁的小女儿周某，拿着老周的社保卡去配药,合计报销11376.64元。17日，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判决了首例冒用社保卡案, 母女俩双双获刑。
在很多人看来，使用亲人的医保卡进行消费，就如同财物共享一样，属于家庭内部事务，法律认定其为“诈骗罪”，这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种公众情绪不难理解，但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曾对《刑法》第266条作出过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按照这个司法解释，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严格来说，所有违规骗取医保的行为，都有触犯法律的嫌疑，大多数人之所以没事，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涉案金额较小，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但并不代表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问题显然也在这里：法律尤其是刑法，应该给民众以合理的预期，至少要让大多数人明白某种行为的性质及可能后果。但在医保卡的使用上，为何很多人明明已经违法甚至犯罪，但仍然浑然不觉，反而视之当然呢?法律意识淡漠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还是相关法律和制度不够清晰，甚至存在相互“打架”的.情况。以医保卡可否在亲人间互用为例，各地的规定就不尽统一，有的地方严格禁止，有的地方则适度放宽，比如广州市就规定，参保人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给家人使用，但可共用的仅限于个人资金，而非报销部分的费用。法律与制度之间的不统一，很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乱，公众自然就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医保基金只有专款专用，才能保证公平公正，从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一项公共制度要想得到良好的执行，不能仅靠观念的倡导，还要有科学的制度设计，抬高“破坏”制度的门槛，让人不能轻易地就做出违法犯罪之事。换言之，如果制度本身就漏洞百出，“破坏”制度是十分便利且低成本的，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破窗效应”。法理而言，冒用亲人的医保卡既然被认定为诈骗罪，就说明这种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社会危害性较大，然而相关制度的防范措施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比如此案中，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周某用她父亲的社保卡，为母亲配药34次，其间，为何从未得到提醒或阻拦?
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刑法伺候，这中间缺失的正是制度本身的良善与规范。法律的本质在于预防而非惩罚，公众吐槽“冒用亲人医保卡买药获刑”，不完全是不能厘清情与法的边界，而是提醒相关部门要尽快补上制度漏洞，不能“创造条件让民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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