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著名日记
近几年来，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图书馆等单位把历年所收藏晚清民国手稿日记与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使读者能看到原先束之高阁的罕见稿本，有利学术研究，这是三方各得其利之事，值得学界赞赏。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单位，把公款收购的日记视为一家之禁脔，秘不示人，不容他人染指。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有过一段妙论，他在致史语所同事吴金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琴台报告》未完，岂可舍之而去?《彭山报告》未写，岂可半途而废?大凡作田野考古，亦须作室内考古，否则如袁希渊之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此又为研究所之工作计，万不可中断也。(《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487-148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这真是对某种狭隘卑陋心态的辛辣抨击，此话有触类旁通的启蒙意义。如果以公款收藏日记稿本的某些单位，自己既无力研究，久久未见成果问世，又不允许他人借阅而整理出版，这无疑是一种把学术公器据为小圈子私产的行为。这与守财奴私藏金元宝，不知流通以益天下又何以异?
在阅读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民国人物日记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十多年来在国内众多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偶尔出现的民国日记。虽然零星散本的日记亦时有所见，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民党高官《王伯群日记》，共有八十本毛笔书写的手稿本(其中包括一册《广西的建设——民团与教育》)，首次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2013年春季举行的《双雨山馆——王伯群藏品专场》上。王伯群(1885-1944)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器重，后来出任民国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并与马君武等人共同创办大夏大学，先后任董事长、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参与中枢决策，日记中必然有许多政海秘辛。
预展首日，笔者花了半天时间把这八十本日记手稿快速浏览一通，只觉得民国史上显赫人物出现之多如过江之鲫。1931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日寇挑起“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难将临，如何对付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请愿运动。据这一天的《王伯群日记》记载：国民党诸公认为“学生借外交问题渐有出轨举动，形势严重异常，应设法对付”，戴季陶发言，“谓青年已发疯，整个的教育问题值得注意”，但无论如何不要对学生动武。蔡元培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誉为 “孑公(蔡元培字孑民——笔者按)貌似和易，实际上风骨凛然，为本党第一”(《王世杰日记》第二册，1940年3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蔡元培通常主持公道，大义凛然，与会诸公自然对于学生运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王伯群在12月9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学生运动的独特看法：
余以此事症结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因各大学教职员入国民党者甚少，其故因上海办党之人皆青年，大半系各大学出身，一旦假党权而临人，故智识阶级均不归也。然智识阶级挟有才能者不归国民党，自必另寻出路，或对于国民党举措得失多存观望。此次学生运动各大学多作壁上观，无人肯积极负责，共挽狂澜者，职是故耳。
王氏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他确实看到问题产生的某种症结所在。王伯群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记的确非同寻常，笔者在半天的快速浏览中看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与国民党元老《居正日记》《谢持日记》相比，毫不逊色。
这部《王伯群日记》在王氏家属手中秘藏了一个多甲子，2013年终于从海外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拍卖场上，以三十万元起拍，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拍卖当日，笔者筹措了一笔钱款，以作非分之想，希望在拍卖场上能拣条漏网之鱼。后来传闻沪上某高校部门负责人集资百万巨款也上场竞拍，企图收入囊中作为校史研究之用，孰料今日中国有钱的角儿实在太多，最后被一位不知名的藏家横刀夺爱，以将近二百万元之谱(包括佣金在内)一举拿下。估计这部日记“一入侯门深似海”，重见天日不知何年月也。
众所周知，晚清有四大日记，即《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该部日记的重要地位下文会论及。《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 2007年出版) 共有十二册。作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研究学问，所交往的人物都是学术界的著名要角，更关键的是《顾颉刚日记》文字严谨，内容精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有十厚册(辽沈书社于1993年出版)，字数多达五百五十万字，身为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他学殖深厚，文字功力甚佳，日记中除了读史治学之外，还记述了不少东北政局的秘辛。当时即有人称金毓黻为“辽东文人之冠”、“东北读书种子”，确是名符其实。相当重要的一点是《顾颉刚日记》《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很少有标点错误，与《竺可桢日记》一样，可以说是具有标杆意义的精品出版物。《吴宓日记》正续编共有二十册，字数多达七百多万。吴宓早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主要治西洋文学史。归国后与友人创办《学衡》杂志，对国学研究颇有兴趣，后入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交往甚密，晚年对于世态人生仍秉持独特见解，不改初衷。《吴宓日记》的重要性，学界已多有论及，此处无需引申展开。
其他几部日记似乎也有入选之可能：如《胡适日记》八厚册，约三百八十多万字，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民国初年，有人把胡适早期留学日记摘抄后，以《藏晖室札记》名目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先指出公开发售、风行一时的《越缦堂日记》存在各种弊端之后，有点揶揄地说道：“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载《鲁迅全集》第四卷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总之，胡适早期日记内容充实，且具有一种开时代风气的新鲜感，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可以公之于众而传世。
但综观整部《胡适日记》，虽然内容丰富，论人论事及学术研究札记之类的篇幅也不在少数，但毋庸讳言的是，许多内容在他的文集及书信中都已反复出现。阅读《胡适日记》远远不及阅读竺、顾、金、吴四部日记时所能带来的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一种闻所未闻的快感及震撼力。例如《顾颉刚日记》，详述个人的学术理想、人生抱负以及终身为之不懈努力追求的过程，详记学术人物各种派别与复杂恩怨(甚至他人对顾的各种攻击诋毁也全盘记下)，包括他私人内心隐秘世界的情感波澜，一切皆坦坦荡荡毫不隐讳。如牟润孙骂顾“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见《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82页)。顾颉刚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显示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胡适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下笔矜持，虽然偶尔也有火山爆发般的真情坦露，但此类例子稀如星凤，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顾颉刚相比，在日记中相当收敛，展露不多。
1947年至1949年，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胡适主要在热衷研究《水经注》，除了蒋介石请人敦劝他出山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乃至邀请他出马竞选总统的记载之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记录。1947-1949年的《胡适日记》，大体上是一些条目纲要式的简单记录或者是报刊文章摘录，很多日子甚至一字不记，看不出他对时局激烈变化的内心感受，充分显示此公城府极深，恰如鲁迅晚年对他的一段评论：“《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全集》第六卷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