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名人读书故事

时间:2020-09-25 13:42:20 励志故事 我要投稿

郭敬明名人读书故事

  读书是一种乐趣,你看过哪些名人的读书故事呢?下面带来郭敬明的名人读书故事,欢迎品读!

郭敬明名人读书故事

  那个“骚年”郭敬明

  郭敬明的初中班主任黄国荣,至今记得他刚入学时的样子。

  新生入学,第一件事是到操场拔草。拔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按个头大小分配劳动工具。正当黄国荣组织劳动时,一个小男生拎着一把小镰刀迎面走来。他走路唰唰的,很快,挺胸抬头,那股劲头儿让黄国荣记忆至今:“当时不兴喷发胶,可是他那个头发呀,一根一根。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那个头发!”

  “这郭敬明咋变了?”

  1996年,郭敬明考上自贡九中。自贡九中位于这座小城的一处高地上,周围大片平房,顺着气味可以找到每一个公共厕所,操场上杂草丛生。其教学质量并不太好,入学分数线也低。

  郭敬明当年升初中考试,成绩不错,九中校长殷道谦说,考其他中学没问题,但要交一笔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而按照学区划分,郭家所在小区的孩子将全部升入自贡九中,享受义务教育。考虑到这笔借读费,成绩不错的郭敬明还是选择升入九中。

  入学不久,所有老师都以各自的方式记住了郭敬明。

  化学老师刘晓记得,郭敬明从来不穿羽绒服,冬天戴条白色长围巾,飘然垂在膝盖下面,人群中非常打眼,“简直是一道风景”。

  那时郭敬明在班级当学习委员,发作业,收作业,走路笔直。虽然他在课上很少发言,但兼任生物老师的殷道谦很快注意到了他。殷道谦说,郭敬明的随和中含着一股子狠劲。一次殷在课上讲起进化论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郭敬明课后找殷道谦,说人类社会也该这样,用战争和瘟疫淘汰一批弱者。

  他以一种奇特的自律,约束着自己的初中生活。黄国荣回忆,十来岁的郭敬明从来不吃零食,从不在外面玩儿,放学立即回家。一旦成绩下滑,母亲邹慧兰必定要来找班主任“交流”。

  一次“交流”时,邹慧兰含糊地说,儿子不想当班里新派给的团支部书记,还想当原来的学习委员。黄国荣有点儿诧异,从“官职”上来说,团支部书记比学习委员大,两个职位不在一个等级。邹慧兰委婉地表示,儿子觉得团支部书记手下才三四个人,学习委员就不一样了,收作业,发作业,全班的事儿都管。当时入团的同学不多,团支部书记就是个闲职。那时黄国荣才知道,因为这个,郭敬明一度对他“有点儿意见”。

  那时的郭敬明已经开始写文章,偶尔会把自己满意的文章给几个“认为能交流”、“互相懂得”的朋友看。能被郭敬明挑中的人有那么四五个,多是班上的小文青。

  自贡九中的语文老师张政兵喜欢他,“郭敬明儿郭敬明儿”地叫,叫过来摸他的头。黄国荣回忆说,张政兵总是顺着发型摸,从不弄乱郭敬明的小偏分。初二时郭敬明写了篇描写小商小贩的散文,张政兵特地拿给班主任黄国荣看:“小商小贩都被他写活了!”

  郭敬明成名后,黄国荣找来《幻城》看,看着看着皱起眉头:“这郭敬明咋变了?咋不如初二写得好?”

  说起郭敬明最近的作品,黄国荣欲言又止:“他现在的文章呢,唉,我呀,还是欣赏他初二的文章,第一,文字优美;第二,人都写活了。我说呀,他要是真想获得诺贝尔奖,还得像他初二那么写文章。”

  县城文青

  郭敬明后来写的《1995~2005夏至未至》大热后,大批女孩从成都、重庆赶到富顺二中,“要看看郭老师的香樟树”。

  富顺二中位于自贡市下属富顺县城,距离自贡市约60里。郭敬明从1999年开始在此读高中。该校校园里有太多香樟树,究竟哪棵是“郭老师的”,连校长卢健全也很迷惑。后经校方考证,认为就是教学楼左手边的那棵。此后,这棵树被叫作“郭老师的香樟树”,常有人拍照留念。

  当时卢健全是富顺二中的教务主任,对郭敬明印象很深:“他不愿意读死书,不想一本正经走高考这条路。又想搞写作,又想考个大学上着,两面都想要,很矛盾噻!”

  高一第一篇作文,所有同学都按要求写了800字,郭敬明写了2000字。语文老师陈明华拿到作文,认为他超长的'篇幅是强烈表现欲的体现:“考试你要注意字数!考试这样写,阅卷老师很反感!”郭敬明点头答应,下一回,陈明华又收到一篇2000字长文,A4纸单面打印,错别字非常多,行文多用长句,赞美母爱,抒发感情。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当着全班念的时候,郭敬明语调抑扬顿挫。

  当时郭敬明开始混迹于文学原创网站“榕树下”,以“第四维”的名字发表文章,并小有名气。“我所看的书很是极端,要么就是如许佳、恩雅般的安静恬淡,要么就是如苏童、安妮宝贝般的冷艳张扬,或许我天生就是个极端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富顺二中资深语文老师陈泽林,在一场考试中不声不响站在郭敬明身后,眼看他40分钟不到写完作文,“好小子!不错呀!”“小郭”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之后两年里,陈泽林对郭敬明说,课外的作文,你只要肯写,我就给你改。在郭敬明的第一本书《爱与痛的边缘》里,《我上高二了》这篇散文陈泽林足足改了一周。那时,郭敬明最爱引用的诗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正是在高二那年,郭敬明开始研究“新概念作文”。

  1998年,赵长天依托《萌芽》杂志,创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于1999年举办了第一届比赛。和郭敬明同时进入高中的韩寒,连续参加了两届,并分获一、二等奖。

  郭敬明也决定参加。参赛前夕,他找到陈泽林:“我要去参赛,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

  陈泽林带着郭敬明在二中的湖边上一圈一圈地走。“你在意识流上下下功夫,但还是要有一个线索,不能太散。你肯定获奖,但几等奖就看你造化了。”

  郭敬明得了一等奖。那是2001年,他参加了“新概念”第三届的比赛,以《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一文获得第一名。跟参加了前两届的韩寒一样,他的人生也从此开始改变。

  郭敬明返校

  毕业后的郭敬明第一次回富顺二中是2005年。当时他已经名声大噪,学校动用保卫部,拉起警戒线。郭敬明在二中阶梯教室办了几场讲座,座席要预订,二十余家媒体来到现场,大批学生从成都、重庆赶来。

  陈泽林没去,“他们前呼后拥的,我不爱去。”他寻思一会儿,又补充道:“而且我要上课,一百多学生等我上课。”

  但陈泽林夹着书在校园里走时,一辆车对面驶来,停在他面前。郭敬明从车里走出,拉住他的手:“老师,我们中午单独吃个饭。”

  陈泽林带着郭敬明高中时的三篇作文手稿——《生活之象》、《净·静·境》、《清水出芙蓉》——赶赴饭局。现场围了好多人,不断有学生冲破警戒线进来,要求签名。郭敬明一一签名,偶尔回头跟陈泽林说抱歉。陈泽林说:“没事,你很忙,我退休了,我不忙,没事。”

  记者们开始采访陈泽林。陪他采访的校领导对记者说:“你呀,要写出来,母校哇,对郭敬明寄予厚望。你呀,要想一下怎么表达这种厚望。”

  现在,偶尔会有学生认出陈泽林:“你是郭敬明的老师!”陈泽林说“我不是”,“我不爱拿这个出来炫耀。”

  “郭敬明对我很好的。”陈泽林再次提及那个饭局,“那次回来,他单独跟我吃饭,单独呀!吃了有20分钟呢。”

  此后八年,两人再无联系。他与自贡九中的关系,也逐渐断掉了。只是九中的学籍卡上,还保留着他的笔迹。18年前,稚气未脱的郭敬明工工整整写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贡井区东风路34栋6楼12号。但现在,他的父母早已经搬到自贡市第二豪华的小区里了。这个地方也与他再没关系。

  18年后,当出租车司机狐疑地转了又转,终于在一条窄窄的巷子口停下后,记者看到了那栋曾见证这个少年成长起来的旧楼,掩映在一群墙皮剥蚀的灰色楼群里。大楼对外界,毫不设防,漆黑狭长的楼道里,堆满杂物。楼房外面,卷起背心、露出肚子的男人们在搓着麻将,不时地,一口痰脱口而出,吐到地上。

  台湾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1978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戏剧艺术时,导师告诉他和其他同学,要做艺术,就应该讲创意。但“创意”是什么?赖声川始终没明白,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张行走的床。

  那是赖声川刚到伯克利大学不久后的一天。那天早上,赖声川上完一节课后,走出教室准备去另一个教室上第二节课。走廊上的人很多,赖声川随意瞄了一眼,竟然看到一张床在走廊上缓缓移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奇的赖声川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那张床其实是一个没有四肢的残疾人的轮椅。轮椅上有几个开关,还有一个后视镜。此刻,那个残疾人正躺在轮椅上,一边观察后视镜,一边用嘴巴操控几个开关,让轮椅行走。他的身边没有助理,周围也没有一个同学帮他一把。

  赖声川不禁感叹:一个没了四肢的人竟然也能在这里得到教育,伯克利大学真是一个富有爱心、伟大的学校!他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却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拦住了:“你要是去帮他,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赖声川大为不解。

  同学问:“如果他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会怎么回答?”

  赖声川说:“我当然会说‘因为你是残障人士’啊。”

  “错!”同学否定道。之后,他向赖声川讲解了伯克利的一个特殊风情:“这个城市明文规定:1.每条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门的台阶旁必须修建斜坡,以方便残障人士的轮椅出入;2.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罚款。其实,政府做这些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残疾人缺失了什么,他们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好比刚才那位同学,他虽然没了四肢,但他照样是一个人,同样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赖声川这才意识到,自己从看到那张行走的床的第一眼开始,脑子始终只印着“残疾”两个字,而忽视了躺在床上的首先是一个人。他也终于明白,伯克利大学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给了所有人平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施舍机会给残疾人。同样,对于老师说的“创意”这个词,赖声川一直只知道在心里想着这个概念,没去挖掘它真正的含义。

  认识到这些之后,赖声川更加珍惜在伯克利大学的学习机会。1983年,29岁的赖声川回到台湾。此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要教学生什么?莎士比亚吗?“不,我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我要开拓一条我完全不明白的路,那就是自己的戏剧创作。”赖声川这样对自己说。

  于是,他和学生们开始做实验,打造出第一个作品——《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在这个作品里,赖声川让学生们自己演自己,讲解成长经历里一些关键性的经验。1984年1月10日,台北的一个礼堂里临时搭建剧场,上演了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小作品。但就是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作品,吸引来了杨德昌、侯孝贤等著名导演的观看。看到学生们表演得那么自然,导演们惊讶于赖声川平淡而又不俗的创意。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腕导演们纷纷向赖声川抛去了橄榄枝。

  就这样,赖声川和大导演们开始了合作,而这些合作,让他的创意得以无限喷发。时至今日,赖声川仍说自己的成功得益于那张行走的床:“就是那张床,让我明白创意就是要去掉固有的概念。当初,我正是一面做好一切研究,一面又放掉所有的概念,才迎来了真正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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