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务工人员：“漂”在城市里 花钱没底气
作为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早出晚归、一年无休，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他们凭双手赚来的辛苦钱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家子，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低，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如何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让“漂泊者”的生活也有底气？
工作不稳定，总是换不停
“我没什么文化，不好找工作，经常干了这家就得愁下家，这样下来收入水平不太高。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或者存下来给孩子日后备着，自己的生活开销勉强能维持就行了。”
——家政服务员张大姐
张大姐今年40来岁，已经在北京从事了近10年的家政工作。她说：“我没什么文化，不好找工作，经常干了这家就得发愁下家，这样下来收入水平不太高。老家生活负担重，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或者存下来给孩子日后备着，自己的生活开销勉强能维持就行了。”
张大姐老家在四川，为赡养老人、抚养两个孩子，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保姆。这几年她前后换了七八份工作。往往一点小误解就让张大姐“丢”了工作，总是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不确定的工作带来不稳定的收入，制约着张大姐的消费水平。如今，她每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平时自己每月只留下100元，剩下全都寄回老家。由于吃住都在雇主家，每月，张大姐在生活上的花费只有三四十元，买护肤品的花费只有1.5元。
“大女儿在上高中，学校要交费，加上平时的生活开销，一个月要1000元左右，小儿子每个月给花120元左右。” 张大姐对一家人的生活精打细算，可是，因为没有合同保障，收入不稳定，显得力不从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找个中介公司挂靠着，能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前不久，一项针对2004年至2011年7年间进城务工人员生活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工作不稳定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2004年，被访者中有跳槽经历的农民工比例为23.7%，到2011年，这一比例为40.6%，上升了近二成，同时有39.5%的农民工计划在1—2年内换工作。
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也在下降，其日常生活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快速下降。调查显示，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其支出更趋保守，日常开销的比例降低，而储蓄的比例有所增加。2004年，进城务工者的`日常生活开支占其收入的41.5%，储蓄占其收入的22.1%，寄给家里人的钱占其收入约为22.9%。2011年，这三项的比例分别为20.1%、47.4%和21.2%，日常生活开支的比例急剧缩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认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多换换工作，但被动地不断更换岗位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不稳定的状况，顾教授认为，除了开展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外，应该加强劳工合同的规范性，政府应引导和规范小企业加强用工合同制度，为农民工稳定就业提供保障。
社保不完善，自己担风险
“来北京打拼，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对于物质生活，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平时也不敢多花钱。只希望孩子少得病，长大了，能留在北京读书工作。”
——拉面馆小老板小肖
在北京朝阳区某小区旁边，来自甘肃的小肖经营着一家小拉面馆。用餐高峰期最忙碌：收款、上菜、打扫、接外卖电话……小肖一刻不停地在店里忙活着。
“2003年是我和我丈夫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他们夫妻俩住在每月花350元租来的地下室里，每天就靠啃馒头、就豆腐乳过日子。那段时间，小肖有了身孕。“当时在北京的医院生孩子，至少要准备4000—6000元。因为没有医保，这些钱只能自己想办法。”小肖说，他们东拼西凑，终于凑齐了这笔钱，“那个时候收费还比现在少，如果是现在，到北京的医院生孩子，我们外地人根本生不起。”
孩子出生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小肖说，孩子2岁的时候，得过一次肺炎，医生说要住院，但住院的花销实在太大。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小肖孩子的看病花费也得自己掏。“我只能每天抱着孩子去医院打点滴，来来回回地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耽误了，现在孩子一感冒发烧总是咳嗽得很厉害。”
医院是小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她还记得，一次爷爷来北京看病住院，花了7万多元，最后回家只报销了7000元，大额的医药费用让家人很头疼。“平时就怕孩子、老人生个病、吃个药什么的，一生病，这点辛苦钱算是白赚了。”小肖说。
两年前，小肖租下现在的店面，从老家找了些亲戚帮忙，开了这家拉面馆。半年前，餐馆才开始盈利。除去每年7万元的房租等费用，小餐馆月收入 4000—5000元。其中2000元用来交孩子的学费，600元用来支付铺面房租。“因为自家开饭馆，吃饭的钱倒是挺省的，加上平时必须的日常开销外，我们没有什么余钱可以拿来花。”小肖说。
“来北京打拼，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对于物质生活，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平时也不敢多花钱。只希望孩子少得病，长大了，能留在北京读书工作。”小肖打算着。
很多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是青壮年。顾海兵认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都会回归农村，最后真正留在城里的人很少。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也要注意城乡社会保障的区别和衔接，在城市工作时要为他们提供保障，将来回到农村，这些保障机制和措施也要能够延续、衔接起来。
挣钱不容易，花销连连涨
“儿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小学上学，一学期学费要2000多元。平时，吃饭、房租、买生活日用品、给孩子交学费成为主要的开销。”
——水果摊贩小董
小董今年30岁出头，在北京丰台区某社区一角摆了个水果摊。埋在堆积如山的桔子堆里的，是小董的妻子阿华。他们俩一个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来自河南周口。两人每天早上5点起床，夜里9点收工。
2008年，他们刚到北京，在丰台区南五环租了一间房子。两人没日没夜地干，每月最多挣两三千元，但在那时，生活开支也比现在少，每月租金只要200元，除房租外，每天最大的花销就是吃饭，“每顿饭最多也只花五六元。”小董说。
如今收入涨了点，每月能挣四五千元，但是生活成本涨得更快。“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北京打工子弟小学上学，一学期学费要2000多元。平时，吃饭、房租、买生活日用品、给孩子交学费成为主要的开销。”小董说。
“现在一家人吃顿饭，没有几十元钱下不来。还有其他各种费用都在涨。”阿华说，三口人回家过年是奢侈消费。“从北京到佛山坐火车差不多要22个小时，硬座就得253元。每次回家过年，光是路费就让人受不了。”
顾海兵认为，增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等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信心，一定要逐步赋予他们同城待遇，推进社会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另外，出台优惠政策措施，为中低收入人群自主创业创造有利环境，也是增加其收入、稳定生活预期、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政府应该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给小企业税收和政策上的支持，促进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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