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约束和激励的关系如何平衡?
商鞅认为，激励必须建立在约束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企业内，约束是永恒的普遍的，而激励是偶尔的稀缺的。
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位企业家朋友和我抱怨，我们对员工那么好，工资奖金是同行最高，福利待遇也是最好，怎么员工的绩效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呢? 每当听到这样的抱怨，我总是告诉他们， 在以个体为单位的人际社会关系中，遵循的是对等原则，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敬我一分，我回报你一寸，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等等。但在抽象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组织关系中，对等原则往往就不再适用。领导者用更多的奖励和赏赐难以使被领导者达到你所期待的组织目标。因为作为被管理群体而言，个体的经验并不能反应群体行为特征，而群体特征规律往往藏在普通人的常识之外。
商鞅对此的观点是：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严格约束较少激励的国家，老百姓会为国家出力卖命， 给予丰厚奖励而较少约束的国家，百姓不会为国家出力卖命。 多么奇怪的结论!这是为什么呢?商鞅认为，只有把严格约束作为日常管理行为的组织，激励的效果才能最大化，一个组织内以普通人(怯民)居多，而优秀的人(勇民)少，对普通人(怯民)持续而严格的约束可以保障让普通人(怯民)达到合格的标准，(必勇)， 对优秀的人(勇民)的奖赏可以让 他们舍生忘死为组织作出超常贡献(则死)。 普通人用力，优秀的人用命的组织必然能无敌于天下 “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
至于约束和激励的比例关系，商鞅认为最佳的约束与奖励比例是九刑一赏，其次是七刑三赏， 最差的是一半奖励一半约束 “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这个比例是怎么计算出的不得而知，但商鞅强调的重点在于：约束是组织内常态，激励是非常态，要奖励那些特别突出的优秀行为和个人。
执行力最强的组织就是军队，以解放军为例，对军人的奖励是以嘉奖，表彰的形式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在战争或和平年代作出突出贡献的可以获得表彰和嘉奖，表彰和嘉奖对应的是职位的提升，并没有太多物质方面的内容。但就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没什么实惠内容的表彰和嘉奖在部队当中获得起来难上加难，有时候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这种稀缺性和巨大的荣誉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解放军官兵出生入死，在保卫和平与抢险救灾战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与激励的稀缺向对，纪律在部队当中是无所不在，纪律条例规定了一个军人日常训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动坐卧举手投足，军容风纪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真正做到了九刑一赏。
激励的另外一个原则是激励必须和目标简单对应，如果目标过于分散则会削弱激励的效果。商君书原文“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激励的方向太多就等于没有激励。KPI作为关键绩效指标的精髓在关键二字，如果指标过多就无法起到行为引导作用。有的企业家不明白这个原则，既想鼓励员工竞争又想鼓励员工合作，这样无论竞争还是合作都做不好。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紊乱，伤害组织效率。
最后说说关于组织的低智化。大前研一在他的《低智商社会》里说中国是个低智商社会，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世界固有的商业秩序构成威胁。 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2300年前 的秦国也是一个低智商社会，这并不妨碍它开疆拓土，横扫六国，变成一个超级帝国。 中国历史上，中原高级文明形态多次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打败，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灭明，世界历史上蒙古大军横扫欧洲，哥萨克骑兵捣毁金帐汗国，野蛮的哥特人灭亡了文明的罗马帝国，历史已多次证明，高智商的未必战胜低智商的社会形态。文明并不必然战胜野蛮。低智化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某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本土企业经过野蛮生长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其组织内部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管理理论和复杂的管理体系。做好工作，完成组织任务就是员工本分。 某咨询师到山东某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咨询，给员工大讲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驱动理论，不讲还好， 培训完之后员工都想去创业了，要不就和企业谈自我实现的条件，这样的咨询对员工个体完成了高智化启蒙，但动摇了企业的军心，混乱队伍的思想，人心散了再收可就难了。成员的低智商并不妨碍组织的高效率，听上去如此刺耳的话，被历史与现实一遍一遍的证明过。我不举例你也懂的。
就是这些犀利的咨询方案让秦国在30年内完成了统一，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但这些方案过于犀利，缺乏包装，结果让秦国二世而亡。后世感叹商鞅“ 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虽然实施落地时出了点问题，做死一个大客户，但商老师方案的基本指导原则还是正确的，汉承秦制，项目建议书改个名字继续用，这个客户比较聪明，虽然实施的还是同样的体系建设项目，但增加了一套温情的文化识别说辞，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也。从此完善了整个方案。形成了儒表法里的基本治理框架。一用就是2000年。 才有了后人评论说“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社会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独善其身?并且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暂且不论，但中国式的管理是切切实实的发挥了作用，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企业家早已从法家思想宝库里掌握了组织管理的秘密
自秦以后的帝王们袭秦政，奉荀学。至于孔孟的儒家， 老庄的道家，还有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都是用来加强法家统治的辅助手段，是整个管理大厦最外层的装修。 而这座大厦的基石和主体框架两千年以来从未改变。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成例可循，经历了初期的探索犹豫之后，成功的企业大部分找到了在管理上把西方的管理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有机结合发展自己企业文化的道路。而这种传统的治理思想就是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