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开题报告

法学硕士开题报告1

　　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流动人口大量增多。随着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在研究了众多学者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的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流动人口及受教育权的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现状，得出完善受教育权益保障迫在眉睫。其次，分析了我国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的建设成就及法律保障存在的漏洞或不足。再次，根据问题结合原因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提出建议。

　　2、研究意义

　　我国的流动人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出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特殊群体，也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从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现状分析出发，探究目前造成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缺损的原因，有利于明确我国当前面临的保障困境，探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的对策，促进受教育权益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实现教育和社会的公平，并对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及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农民工大军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下是我国学者的主要观点：

　　陈信勇，蓝邓骏在《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应然与实然》一文指出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权益缺损主要有几点表现：1.入学条件遭受不公正对待。许多地区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需要很多证明才能申请就读公办学校。虽然国家已经取消借读费，但是还有很多公办学校巧立名目征收类似于借读费的歧视性费用。2.难以平等享有教育资源。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及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造成流动人口子女与优质教育无缘。3.民工子女学校成为歧视源头，并且遭遇义务教育根本价值强烈冲突。4.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居住的流动性使得子女学习过程不稳定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指出：1.辍学和超龄上学现象严重。2.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就读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学习条件特别简陋。3.流动人口子女易产生不健康心理状态，影响对社会的认知，很难产生对社会的认同。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认为受教育权有缺损体现在受教育待遇上的多个不平等。1.教育经费不足，根据国务院规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的供给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流入地政府的财政直接影响到受教育权的实现。2.教育及教学设施匮乏，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缺乏并且存在安全隐患。3.参加教育及教学活动的不平等，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而无法正常参加某些教学活动。

　　顾益民，张慧洁在《行政法语境下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中通过行政法视野分析认为造成受教育权益缺损原因有：

　　1.县市等基层行政单位所承担的教育财政压力和行政责任与其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不成比例，负担沉重。

　　2.缺乏有限的行政监督行为和系统性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教育行政责任人往往是基层县市级的教育管理者，责任追究中裁量空间过宽。

　　邬雪红，姜国平在《论我国流动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司法保护》中详细分析了司法保护的诸多缺陷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的解决。

　　1.宪法不能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不能通过宪法予以救济。

　　2.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有时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替代方式对受教育权予以保障。我国民事法律中没有对受教育权予以明确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关于受教育权的概念。

　　3.受教育权也很难通过行政诉讼救济。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且只有当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特定相对人的受教育权时，行政相对人方可提起行政诉讼。

　　郑 风,李 娜在《论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完善》中分析了法律保障的不足，认为：

　　1. 我国对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程序性规定较少。2. 法律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并且与现实制度的不配套使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实现。

　　3. 在教育法体系中,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部分比较单薄,对侵犯受教育权所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法律救济途径的规定还比较模糊。

　　顾倩在《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保障》中认为需要扩展法律保障范围以及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1.修改部分法规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并制定一部切实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法》。

　　2.增加行政诉讼救济途径并确立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当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受到除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以外的平等民事主体侵犯时,应当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认为应该建立宪法诉讼保障制度。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认为应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制定《义务教育经费法》，保证教育经费的合理、足额的投入与使用。制定一部切实保护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法》并完善《义务教育法》。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提出可以可以采用公益诉讼的救济方式，公民、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都可以作为原告，以“行政不作为”为诉因，以侵犯受教育权的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流动人口子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属于弱势群体，当个人诉求利益遇到困难时，国家应当提供一种公益诉讼以实现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利。

　　陈思琦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探析》中提出应该加强教育法规的可操作性并且制定《教育经费法》规范教育财政投入。增加中央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总体投入及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完善各种教育经费监督机制，明确违反教育经费法的法律责任。逐步扩大对行政诉讼法中作为保护范围的“合法权益”的解释"，放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法学硕士开题报告2

　　摘要：法治国家建设初期的人才匮乏，使得法学教育采取了多层次的通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它适应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法律教育任务的需要。但是，目标定位过于宽泛，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法学教育状态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改变，严重影响了法学教育和相关职业的良性发展，法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明确法学教育目标和实现教学方法与社会需求的衔接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心。基于现实状态采取阶段性目标实现方式和分层教育模式的法学教育改革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转变：教学课程改革

　　一、我国法学教育的背景与现状

　　（一）法学教育的历史沿革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提出，法学和法学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法学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在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大体可以划分为恢复重建、探索前进和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下进一步深化改革三个阶段。法学教育质量与数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我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存在目标定位过于宽泛，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结果是法学教育的数量上去了，质量却没能跟上。30年来，我国法学院系数量增了100多倍，截止20xx年年初，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在校本科生30万人左右，专科生22万多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在校法学硕士达6万多人，30年增长了260倍。上述院校尚不包括开设网络教育、自学考试、成人教育、专转本以及研究生进修班的教学机构。过多、过滥、过热、过快的法学教育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学教育的质量以及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的质量，并助长了现象的滋生。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法学教育应当反思的重要问题。

　　（二）法学教育面临的困境

　　表面上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掩盖住衍生的问题。与法学教育规模扩张相对的是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率逐年降低和难以适应市场需要等问题却愈演愈烈。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没有明确的定位与目标指引，加上办学成本较低，盲目设置法学专业的现象凸显，造成了法学教育的铺张和资源浪费。近十年内各类财经、理工、民族、师范、农林等院校也纷纷设立法律专业，此外，还有法律函授、夜大学、全脱产的成人学历教育，以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政法干校、广播电大、业大、职大、自学考试等。我国法学教育一时间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如此庞大的教育规模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有限的教育资源，导致教育质量无法得以保障。在法学教育质量下降的同时，就业难问题也摆在了法学教育的面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xx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xx）》显示：20xx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20xx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工学、管理学就业率分别为90%和89%，成为20xx年就业率最高的两个专业。最低的两个专业是哲学和法学，就业率为76%和79%。另据麦可思公司撰写的，针对20xx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报告——《20xx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法学大类本科毕业生工作的专业对口率仅为47%，高职高专法律大类对口率下降到29%。法学专业失业人数在全国本科专业小类中排名第一。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压力大给法学教育带来了困境，但是另外一种现象的出现则造成了法学教育的困惑，这就是社会法律职业岗位的空置。随着法治国建设的不断发展与深入，社会对于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即使在当前，我国53万的法律从业者（14万律师、21万法官、18万检察官）相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也显得捉襟见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一方面是群众法律意识增强，案件大量增加，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公证员大量缺编，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法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业形势严峻。

　　二、法学教育的未来展望

　　（一）法学教育的二重性

　　法学教育认识上的分歧和悖论实际上反映出法学教育中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即法学教育的职业技能培训性和学术研究性。从法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上看，它表现为职业教育和人文学科的理论教育的二重性：从其培养目的性上看，它表现为实践型人才的训练和学者型人才的培养的二重性;从其教学内容上看，它表现为法律职业的特定技巧、道德和思维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人文理论培养的二重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一直伴随和困扰着法学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之争。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动。高等教育逐步走向了市场化道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得以实现;市场经济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应有之意;脱离了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很难完全实现。整个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实践证明，保障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建设基本都是基于市场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物。然而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来看，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生相伴的教育现象往往是文凭的贬值和大学的平庸化。

　　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市场化趋势的推动下亦逐步的大众化。因此，受大众化所带来的数量的增加以及市场化引起的更多的关注物质性和功利性观念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法学教育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质量下降的问题。基此，有些学者开始提出如何在法学教育市场化的趋势下实现法学精英教育。法律职业是社会精英担任的职业，法律职业中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为社会提供的不是一般的服务，而是维护正义的社会制度的运行，是将法律所包含的公平和正义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之中。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其越来越不合时宜，导致了法学教育的层次混乱和培养目标的模糊。市场的需要决定教育的方向，而大学法学教育并非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更非惟一途径，其结果导致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缺乏制度联系，这一状况又必然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长期分离和办学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事实上，职业教育本身并不排斥素质教育，法律能力和法律技术都是在法律原理支撑下才得以作为法学家的素养的。目前，从法学理论上讲，法律人才分为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这种区分不科学，它人为地割裂了实践和理论的关联。实质上就是不承认“法学家”式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认同不经过正规教育即可从事法律工作。

　　（二）法学教育目标的明确定位

　　教育目标的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我个人认为，法学教育目标应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要求相适应。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关注法学教育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探索法学学科的内在规律，考察我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从而推演出我国法学教育的科学培养目标与模式。据此，法学教育应当实现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结合，在整合教育资源的条件下形成分层教育模式。即大众教育满足社会一般的法律需求，精英教育则需满足法律职业和法学发展的需要。

　　三、法学教育目标实现的进路

　　（一）法学教育方式的完善

　　1。课堂教育方式的转变。一是理论知识传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大多数法学院在第一学期或第一学年开始的专业课程多半是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由于对法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面对初次接触法学的学生，法理论知识和制度的讲解是不可取代的，但适当的引入讨论教学的方式，可以使教学过程由单向传授转变为互动学习，更有利于学生对法学内容的掌握和理解。可以将课程的每一章之重点拟定成一个题目，要求学生在课前利用图书馆和网络准备相应的材料，写出书面报告，在课程讲解之前由学生根据报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接受其他同学的质疑或批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报告中表现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讲解，使教学内容更具有针对性，避免了大满贯教学的弊端，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率。通过课堂讨论与理论知识传授的结合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在互动过程中完成知识呈现、观点碰撞、分析归纳。完整有效的教学应由教师的教授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有机结合而成。现代心理学认为。当人们在负有一定责任的角色中学习时，他学习的动力会得到加强，也会表现得更加主动。改变以教师为主体单向传播知识的教学方式，将学生参与纳入教学活动，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并力争创造一个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讨论气氛，对法学的教学是较为适宜的。二是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引入。在法学的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采取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不仅使抽象的理论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使理论知识具有了生动性和形象性，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而且可以促使学生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推理，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在引入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对相关法学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辩论才能。案例教学法是应用法学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2。课堂外教育方法的转变。一是法庭审判观摩与模拟法庭中的法学引导。法庭审判观摩与模拟法庭在现在的法学实践教育中已经被广泛的应用，然而并没有实现我们的期望效果。究其原因，就是大多数法学院以及指导教师仅重视外在形式的指导，并没有真正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到了模拟教学法的教学效果。选择性的观摩一些法庭审判，可以使学生运用法学理论审视司法实践。了解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并与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相对照，有利于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运用技能。选择适当的案件进行观摩对于法学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观摩审判既可以到我国的法院去进行观摩，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法庭审判影视进行观摩。在观摩审判之后，还可以邀请主审法官就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一种探计性的交流，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法律发挥调控作用的方式与渠道。在组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教学的过程中，选择一些适中的实际案例或虚构案例作为架构，不要人为的设定已知条件，要求参与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案情，参与诉讼，使模拟教学能够真正的锻炼学生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二是诊所教学法的运用。法律诊所（clinie legal education）又称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各个高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专业方向建立“法律诊所”式的教学模式，就是把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引入到了学校的法学教育中。即在法学教育中，根据学生学习阶段的需要，设定具体的案例，要求学生查阅与案例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弄清法理知识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并让学生分析并写出书面的分析意见，组织学生举办案例研讨会。“法律诊所”的授课形式，注重的是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过程中逐步得到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体现出法学教育的灵活性：“法律诊所”式的教学模式，可以把实践教学环节带到现实生活中。根据“法律诊所”的授课特点。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办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件，掌握真实的案件材料，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

　　（二）法学专业课程设置的优化

　　在我国的法律职业教育中应借鉴源自于美国的顶点课程。顶点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本科教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课程。顾名思义。这一课程就是为位于本科课程系列顶（终）点、为增强学生知识能力“整体结构力”的一门课程。该课程后来为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引进，在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所谓顶点课程。学者杜尔给出的定义是：“顶点课程是位于系列课程终端的、以把相对片段知识整合成一个整体为目标的皇冠式’曲课程或学习经历它为本科生提供这样一种过程：回顾和理解过去的本科课程学习经历，并在这种经历上向前展望生活”。实际上，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顶点课程：一是整合学术，二是为“真实”世界做准备。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要求学生反思性、整合性地向后看（过去学习经历），而后者则鼓励学生向前关注大学毕业后的将来。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鼓励学生总结、整合大学的学习经历。在不同类型的顶点课程。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结果也不一样。根据杜尔对顶点课程的定义，我们可以就两类不同顶点课程分析其实际的不同目标：就顶点课程“整合学术”的方面来说，其目标就是要在本科生结束学习之时对其提供所学专业领域的广泛的批判反思性观点。其最有代表性的具体目标为：形成对所学专业领域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探究所学专业的社会意义;获得对所学专业领域整体综合的、俯瞰式的概观;为学生提供宏大画卷;努力形成跨学科的观点;展示对所学专业内容掌握的程度;确认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单一学科知识的有限性;鼓励学生超越不合理的学科界限。而就为“真实”世界做准备的顶点课程来说，虽然它没有整合学术的顶点课程那样“阳春白雪”，但它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为学生进入职业生涯和融入现实世界做最后的准备。

　　（三）科学测评体系的构建

　　在教学活动中，如何检验是否达到规定的教学目的。检验教师教学的质量和学生所学的知识，考试不失为一个必要的手段。但如何组织考试，关键在命题，宪法学考试命题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命题既要体现教学要求，又要体现所教的知识，还要体现学生掌握的程度。在以往所采用的试题中，虽然题目的覆盖面很宽，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总感到死记硬背的成份多一些，与课堂教学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每次考试结束，师生都觉得题目中总有许多让人不太满意的地方。与教学方式相适应，在命题中应该突出灵活多变的特点，并测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职业要求法律职业者要精通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操作技能，要有法律智慧、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法律品格。仅凭标准题型和标准答案组合而成的考试是不可能考察出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注重对问题的探索过程，而非讨论结果，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生可以对背景资料提出自己的认识，可以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提出自己对法学原理的认识，学生将不再局限于课本上所教授的知识和理论，而具备了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社会对人才提出的首要要求。

法学硕士开题报告3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xx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xx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爆收益”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xx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xx-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xx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