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论文

法律学论文1

　　摘要：我国自治条例在文本结构、规范内容、执行监督及立法方面存在缺陷，为民族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发展，需要对我国自治条例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关键字：自治条例 立法 问题 完善

　　我国自治条例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文本结构存在的缺陷、文本规范内容存在的缺陷、自治条例执行情况监督的缺失、自治条例立法上的缺陷。

　　一、文本结构存在的缺陷

　　文本结构存在的缺陷主要有：文本结构摹仿《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样式，没有独创性;及文本结构设计相关内容存在的缺陷。

　　具体来说：

　　自治州自治条例文本结构设计的基本逻辑思路“总则――自治机关――审判与检察机关――经济建设――财政管理――科教文卫――民族关系――附则”，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样式的模仿，没有独创性。

　　此外，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与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是自治州自治机关;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将自治机关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列为一章，是不妥的。

　　二、文本规范内容缺陷

　　文本规范内容缺陷主要有：宣示性规范多、重复立法现象严重、立法意图不明确并且不具有操作性、保障两个共同自治民族公民平等权措施的缺失、越权立法和违反上位法。

　　（一）宣示性规范多

　　二十五件自治州自治条例设计的总则条款中从第四条开始，大多是宣示性的规范，而且内容基本上与民族域自治法相同，只是表述上有文字上有异，内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治条例》第八条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为例来说，条款主要规范了两大内容：一是言示性规范，直接来源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的有关规定;二是规定了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义务内容来源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

　　（二）重复立法现象严重

　　重复立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与上位法重复，照抄照搬上位法的有关内容，如：二十五件自治条例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款内容源自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总则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二是自治州自治条例在相互重复，如：自治州自治条例语言文字方面的规定，主要包括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及各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

　　治州自治条例相互照抄照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分设在不同的条款中。

　　（三）立法意图不明确并且不具有操作性

　　具体表现在：（1）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可以依法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问题;（2）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队伍建设的有关条款，规定的内容非常原则，立法语言非常模糊;（3）关于民族关系问题，未解决主体、内涵、性质及出现冲突和矛盾时如何处理的问题;（4）附则中的有关条款只有文本意义，没有操作性。

　　在法规体系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自治州自治条例处于法律的底端，主要应解决操作性的闷题而不是再授权。

　　但自治州自治条例大都在附则中授权自治州政府制定实施办法。

　　这种立法技术只有文本章义，达不到立法的最初目的。

　　（四）保障两个共同自治民族公民平等权措施的缺失

　　在我国的三十自治州中有二十个是单一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还有十个是两个民族共同实行区域自治。

　　二个民族共同实行区域自的自治州，关于自治州州长自治条例中的规定一般为两个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都有资格担任州长，可一届任期内只能产生一名州长，两个民族公民的州长资格如何确定，自治州自治条例没有作出规定。

　　（五）越权立法和违反上位法

　　（1）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的问题。

　　首先，关于主任人选问题，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作了选择性的规定，即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可以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然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由朝鲜族公民担任。

　　这样对主任人选作排他性的规定，显然违反宪法规定，与其上位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

　　其次，组织法只是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名额作了明确规定，没有对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民族身份作限制，也没有比例性规定，具体组成情况视选举来决定。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些规定也没有作出扩容性解释。

　　而大多数自治州自治条例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2）越权规范了政府组成部门和下级政权机关的组成。

　　（3）越权规范上级国家机关的行为，具体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

　　《楚雄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四十五条：自治机关享受上级财政对自治州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系数，比一般地区高五个百分点的照顾。

　　三、自治条例执行情况监督的缺失

　　自治条例没有规定对自治条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包括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与内容、监督的方式与手段、监督程序及监督法律后果等，也没有关于违法或不适当执行自治条例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及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对于自治条例实施中出现的违法情况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的规定，现有的自治条例的立法状况使自治条例很多内容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四、自治条例立法上的缺陷

　　自治条例立法解释提议主体缺乏明确规定，极大地制约了自治条例完善程序的启动，且自治条例立法解释的监督缺乏明确规定。

　　而自治条例修改程序方面的不足，主要是自治条例修正的启动主体缺少法律规范;自治条例立法修正案的公开和主持机构不明确。

　　五、我国自治条例立法的完善

　　针对以上分析，我国自治条例立法在文本结构、规范内容、执行监督及立法方面尚需完善，应修正文本结构;以切实维护民族自治公民利益出发制定条例，避免空喊口号、重复立法、越权立法及违反上位法，设立维护民族自治公民利益的可操作措施;加强对自治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完善自治条例立法解释及修正的程序。

　　参考文献：

　　[1]黄元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自治州自治条例为分析对象》，20xx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吉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实证分析》，法治论丛，20xx年第1期。

　　[3]杨道波：《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立法研究》，20xx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法律学论文2

　　摘要： 作为现代刑事犯罪侦查活动的重要支柱，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刑侦人员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识别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收集犯罪证据，在追捕犯罪嫌疑人、及时扑灭罪行等环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背景下，犯罪形式和手段正趋于复杂化，随之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也藉此日渐增多。本文从技术侦查基本释义和主要特点展开分析，论述了技术侦查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客观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关法律规制构想，以期对我国技术侦查及法律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技术侦查 刑事侦查技术 侦查手段 侦查学体系

　　技术侦查具有隐蔽性强、侵权性高和司法强制性等特质，故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部分为尽快侦查破案而违规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最终导致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造成这一负面影响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技术侦查法律规制不完善相关。由此，建立健全技术侦查法制，必须要认清当前技术侦查的不足，依照国家司法现状，清晰界定技术侦查手段所适用的司法程序，依此制定合法合理且贴合国情的技术侦查手段使用规范，杜绝技术侦查手段滥用。

　　一、技术侦查理论内涵

　　（一）技术侦查基本释义

　　根据《国家安全法》对技术侦查的司法定义为国家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利用邮件检查、秘密获取物证、秘密录像、踪迹跟踪、电子监控、通讯监听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是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实施的各种特殊侦查方法总称。站在技术角度上分析，技术侦查的实施手段主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是侦查执行人员对案件当事人所采取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主要特点

　　根据司法实践所得其特点主要包括高科技性、侵权性、秘密性和强制性。其中，高科技性即指技术侦查活动需要借助多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才可完成，例如xx、电子监控仪等;侵权性即指侦查活动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各种监视、监听手段，存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当事人基本权利之嫌;而秘密性，即因侦查活动除执行人员知晓外，并无他人了解侦查过程及结果;强制性则是指在实施技术侦查手段时，并未经犯罪嫌疑人的认可或同意。

　　二、技术侦查实践探究

　　（一）技术侦查在司法规制上的具体表现

　　国家为确保侦查权的统一性，避免其遭致滥用，已逐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部门，使之侦查权限所含的申请权、审批权以、执行权得以互相制约，形成“三权分立”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技术侦查行为有效性得到保障;防范侦查人员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强化了对人权的保障，在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及时救济，确保公民复议权和诉讼权等合法权益的实现。简而言之，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技术侦查行为相关法律规制已逐步完善，侦查权滥用情况得到了显着改善。

　　（二） 技术侦查手段行使中的客观问题

　　技术侦查能予施展的手段众多，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有下述几项：

　　一是权利救济与制裁机制缺失问题。即相对人认为侦查机关采用的侦查手段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是对侦查机关所采用的侦查手段有所异议，应当如何申请权利救济的问题，至今仍未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明晰界定。救济是权利的一种表现手段，保障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救济权利是保障侦查手段合法的重要武器，换言之，无救济即无权利。当前，我国法律仍然缺乏对“救济程序”的明确规定，加之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存在显性的侵犯性、隐蔽性，若不从法律角度为行为相对人制定明确的权利救济程序，置其合法权益于高奉献中，不仅是对保障人权的无视，也与“依法治国”精神背道而驰。

　　二是适用条件及范围不明确问题。鉴于技术侦查过程具有很强的保密性、侵入性，故很难真正有效的采取约束措施，监督力度较为薄弱。而且，新的刑法修正案针对技术侦查手段适用范围的规定仅为“其他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才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具有较大自由解释空间，由此造成不同地域、不同司法机关、不同层阶对此条款的理解与认识均不一致，无疑给侦查技术使用者创造了滥用侦查权的条件。此外，在执行任务中，通常只需自侦查机关认为与法律条款中“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这一性质符合，便可启动技术侦查手段，故而相关滥用、任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现象屡禁不止。

　　三是技术审批程序的缺漏问题。传统技术侦查手段有邮件检查、跟踪监视、秘密录像、通讯监听以及秘密拍照等。而技术侦查具体手段、适用对象、启动及审批程序等尚未出台明确司法解释，故而可操作性低。比如，于新刑诉法修正案中对技术侦查手段批准的司法规定为“务必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条款看似严格却十分笼统，并未明确规定审批程序及审批负责对象、审批执行对象，仍旧需要“不同的机关自行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此规定显与现实不符。近年来，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均先后建立技术侦查队伍，以处理日益多发的xx案例、重大xx贿赂案件。但从我国当前国情考虑，各大机关均建立技术侦查部门，将造成技术侦查体系重复建设，技术力量及装备重复投入，还可能引起各机关相互竞争、抢夺资源。鉴于此种情况，刑法修正案驳回了检察机关增设技术侦查体系的提议，依然按原规定执行。

　　三、技术侦查法律规制构想

　　（一）建立健全技术侦查的侵权救济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侦查的性质决定其必当以“侵权”为代价。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降低技术侦查代价，应当合理设计技术侦查程序，制定与现实相符的侵权补救条例，确保公民隐私权在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必要救济与保护。具体地说，首先要赋予当事人知情权，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其权利受到侦查机关侵害;同时防范侦查人员主观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通过告知当事人，可便于核对、确定情况属实与否，为辩护形成证据链。其次，赋予当事人复议权。当事人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提出抗议，可向相关机关提起复议。若侦查机关所用侦查手段确实非法或违背适用性原则，当立即停止并撤销技术侦查手段，对当事人作出实际补偿。

　　（二）清晰设定技术侦查的具体适用范围

　　技术侦查手段包括通讯监听、秘密跟踪、秘密录像、秘密录音及拍照等行为，通常用于组织犯罪案件、xxxx案件、重大xxxx案件、恐怖袭击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利益案件、案情紧急案件和其他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犯罪案件中，但需对其具体适用范围作明确限定，且在侦查的过程中，当首选常规侦查措施进行案件侦查，若运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法成功破案，方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组织犯罪案件具有性质复杂、危害大、涉及人员广等特点，若不借助秘密拍照、通讯xx或踪迹跟踪等侦查手段，侦查破案的可能性较低，很难还原案件事实;而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对国家主权、政权稳固、领土完整均有严重威胁，故可对此类犯罪案件亦需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案件多属于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故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限制少数嫌疑人权利，能够保护多数人的权利;至于刑期低于三年的刑事案件，其相对危害性较小，故不宜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参照常规方法立案侦查即可;此外，对于案情紧急的犯罪案件也需要采取秘密侦查手段，以缩短破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因常规手段侦查极易错过最佳破案时机。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是技术侦查措施的唯一适用对象，若其他人员和案件有直接关联，也可执行技术侦查手段，但需明确指出不可对第三人采取技术侦查，如嫌疑人的律师。

　　（三）综合考虑技术侦查批准程序的确立

　　综合考虑我国的法律现状与侦查体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若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手段的审批权，确立技术侦查手段的严格批准程序，避免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确保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可行性极大。同时，笔者亦认为在将审批权交由检察机关后的审批程序应予以明确且具可行性的规定，如检察机关于日后同样需要用到技术侦查手段时，也应向其侦查监督部门提请核发批准书。再者，当检察机关在行使其审批权时，应当着重关注技术侦查的应用是否合理，并对技术侦查送审材料依法进行书面审查，公平、客观的就其合理性与否作出公断。当送审申请获得检察机关批准后，应同时出具书面同意书，其中必须注明具体批准机关名称、理由、案件事实、执行机关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当事人身份及姓名、技术侦查手段及适用范围、侦查地点、目的等，以便于备案归档，及日后责任追查。

　　（四）严格遵照技术侦查的基本原则执行

　　在不同的案件案情，并非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是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且针对不同案件侦查，并非任何刑事案件均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机关应当根据嫌疑人的犯罪性质、大致刑期、犯罪严重程度以及涉嫌罪名等来确定是否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由此，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救济原则;即必须赋予当事人知情权、复议权以及诉讼权，以保障当事人的最基本权利。二是法治原则;即应当依法律规定、法定程序开展秘密侦查，不可违反司法审查原则;三是隐私保护原则;即当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防止相关材料泄露，妥善保管证据;四是必要性原则;即判断调查案件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通常需要案件在具有严重危害后果时，才有必要实施技术侦查手段;五是适度公开原则;主要指将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适时、适度的向辩护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社会公开，这也是践行知情权的义务的路径之一。六是相关性原则;即指技术侦查通常主要围绕与调查案件紧密相关的人员来实施秘密侦查手段。

　　侦查学作为重要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坚持科学原则，以追究真相作为侦查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完全可以主观自行断定是否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存在很大自由度的滥用空间。笔者上述已对综合性的对如何在法律层面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规制，即严格遵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明确界定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明确滥用侦查权应当担负的法律后果，以确保技术侦查手段能够在兼具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的前提下使用，在扑灭罪行、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同时，也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学论文3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不断对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而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又是培养主体中的中坚力量。作为高等法学教育里的基础教育即法学本科教育在这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宏伟目标中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本文试图探寻法学本科教育自身的价值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价值。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法治精神

　　1法学本科教育的目的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对法治问题的关注，法律行业的发展状况、社会责任、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督日益成为人们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话题。尤其是“李庄案”、“彭宇案”、“黄song有案”等类似案件不断发生，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并已经深刻影响到普通公民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和对公权力的信任度，尤其是对执法和司法等法律从业人员本身的职业道德、专业能力的拷问，这些问题的背后蕴藏着社会意识、公众信仰、价值取向等更深层次的命题。当公众逐渐把视野集中到对律师行业、法官检察官行业及政府公权力进行关注的时候，作为法律教育从业者，在深层次上也不得不对在未来司法改革方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思考与反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迅速发展和逐步完善，社会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这也对高校培养高层次法学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法学类专业对人才素质、学历需求较高，他们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还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跨学科的行业知识。20xx年，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xx-2020年）》推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这种定位揭示了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在法治理念、培养方式、实践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短板。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法学院和法学教师都积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这些培养目标，各高校法学院逐渐开始探索分类培养模式，积极寻求“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国内-海外合作培养”；各种法律诊所、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等备受各高校的法学院重视。在这轰轰烈烈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大工程中，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去思考，如何去真正实现“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当下中国法学本科学生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2法学本科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一个优秀的法律职业者不只是将法律条文熟记在心，只会纸上谈兵，还要学会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法律条文不是生硬冷血的规则，而是为满足大多数人利益而设定的人性化约束，这就要求法律的实践者必须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对之予以灵活运用，从而保障法律的尊严，保证公平正义。首先，我国目前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学生知识能力的欠缺，即基础性不足、覆盖面不广，并且受到或早或细的专业化倾向影响，某些高校还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保留方向或专业，使刚入学的本科生易产生过早的自我设定。今天的法律环境如此复杂，某一法律问题可能涉及多个专业，而这种方向或专业的提前设定，无疑影响了对基础知识广度的获取。而对于基础知识的深度，做的又如何呢？关于这点，一直存在一种误解，面对日益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学生总会认为新问题需要新的法律知识来解决，容易忽略对作为分析基础的原问题的思考，原问题是法律理论的最基本原则、概念，将新问题进行法律结构，归类为法律的某些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而解释分析归纳，从而为新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路径和方法，而这种寻找原问题的能力，既是基础的知识的深度问题，也是涉及学习如何学习能力的问题。其次，法学需要回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诉求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权力和权利的行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当性的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教育能否敏锐捕捉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融入法学教育中以对社会需求作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考验一所法学院教学质量的验金石。这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需要更紧密的联系。大学仅教授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实践课程作为辅助，帮助法学院的学生去了解法学知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第三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极度欠缺。目前，各高校法学院对学生进行一些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之下，法学教育不能走片面法律职业化的单行道。经过如此专业化培训的法科学生们，带着他们辛苦获得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走上了律师、法官、检察官的岗位，能否有能力有资格承担起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伟大任务？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价值、一种精神。若法律没有了权威，人们将不再相信它。只要法律不再被良好地遵守，法治梦想更无从谈起。

　　3法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之转型方向

　　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法治状况，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条文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正义的裁判或决定诞生要依赖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这些都离不开法律职业者自身的专业素质。这种素质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本身的敬畏，如果法律职业者本身对法律没有尊重与敬畏，我们又如何期待他们自身也会遵守法律，如何期待他们能良好地立法、执法和司法，又如何期待普通公民能很好地守法。

　　3.1从知识型向素质型转变

　　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人文精神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法律人才的培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力的培养，包括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和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躯体”。基础知识包括知识的理解、适用和评价，在基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对基本理论的透彻分析，同时不应过分追求对某些前沿、尖锐、新奇的观点和理论的获得，而是在熟练掌握基本理论之后，让学生自己学会辨别、分析和判断，把前沿知识作为一种附加题的形式，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学习和讨论。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之所以在法学领域内尤为重要是因为法学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将一切现成内容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而是让学生即使在没有课堂讲授的情况下，自身也能通过运用在法学教育中获得的基本知识和素养，快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二是素质的培养。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灵魂”。这方面很容易被各高校法学院忽视，因为它属于人的内在，是无法直接感知和评判的，它不会直接体现为对某个具体知识点的掌握，也不像司法考试通过率那样能直接成为一种绩效。因此，实践中对于法律人才“灵魂”的培养必须引起重视，因为没有“灵魂”的“躯体”终将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者，无法担负起法治建设的重任。

　　3.2从法律的“技工”走向法律的“绅士”

　　中国的法学教育同时伴随着这样一种现象即法学基本上在各类大学里都是必开设的一个专业，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也逐渐走向技术化。如果说，对于一所中学，升学率是一个无形指挥棒，那对于目前大学里的法学学科来说，就业率、司法考试通过率，就是悬在高校法学学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种客观压力势必会给大学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造成价值上的错位。在实践中就可能培养出在专业领域可能出色，但在情感上欠缺人文关怀的人才。法学知识的获得变成了一门技术，一门甚至是非法学本科的学生都能快速掌握技巧的技术，这一点从历年非法学本科司考通过率可见一斑。而在目前以着重培养法科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法学改革中，要求学生对法律条文熟练应用，学会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思考。于是，各种思维逻辑技巧、谈判技巧、法律分析技巧，成为法律实践课堂的宠儿，法律条文成为学生迅速提升自身实践操作能力的必备武器。娴熟的专业技术纵然必不可少，但真正的培养核心则是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须知只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做到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社会的良知也就无从谈起。大学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社会精英，而更在于能够培养具有历史担当的“民族脊梁”。法治离不开优秀的立法，法律条文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执法者和司法者的道德和职业良知。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公民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和守法意识缺乏西方法律文化深厚的历史根基。没有先天的文化土壤，只能依赖后天的法学教育，国民素质的养成，而对于中国，最现实的途径，是从法学本科教育抓起，因为在这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法律的脊梁。法律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人们生活的最高目标。作为技术的法学知识是最易为法学专业学生获得与掌握的，但除此专业技能外，还应通过职业伦理的培养来抑制在专业技能的运用中所包含的技术理性中的非道德成分，以此来保障法学专业的未来从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企业法律顾问等能够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真正实现法律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2]王永.在法治发展新阶段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研究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3).

　　[3]葛云song.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0x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