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习俗之北方篇参考

时间：2020-10-09 13:04:59 中秋节我要投稿

中秋习俗之北方篇参考

　　中秋习俗之北方篇

中秋习俗之北方篇参考

　　山东省庆云县农家在八月十五祭土谷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主也在中秋节宴请佃户。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品叫“麦箭”。山西省潞安则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县则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在中秋夜有守夜之俗。

　　河北省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若中秋节下雨，当地人则认为青菜必定味道不佳。

　　陕西省西乡县中秋夜男子泛舟登崖，女子安排佳宴。不论贫富，必食西瓜。中秋有吹鼓手沿门吹鼓，讨赏钱。洛川县中秋节家长率学生带礼物为先生拜节，午饭多于校内聚餐。

　　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外，还有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西安沣河“放河灯”

　　沣河，汇集了从大峪、小峪、太乙、石砭峪、子午峪、沣峪、祥峪、太平峪等众多峪口之山水。沣河水流终年不断，润泽了河两岸田园稼禾。8月18日《西安地理》介绍了沣河旁的马王村，笔者走访村民，拜访文化学者董颖夫、崔皓老师，得知马王一带在沣河有“放河灯”之习俗，“放河灯”是流行于长安区马王段沣河沿岸的民间游艺活动。

　　沿沣河两岸的村民，为了寄托美好的希望，感念赵舒翘捐资修建了沣河22孔石拱桥，沿河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为了感恩戴德，并祈求神灵呈祥赐福，免遭水患，消除灾害，人丁兴旺，财运亨通，年年大吉大利，从清末光绪年间，便自动发起了“放河灯”这种祭祀性的民间游艺活动。

　　“放河灯”于每年春节正月十五日夜晚举行。从马王村沣河上游河头村放起，到马王村、客省庄桥头为止，其间漂游达2.5公里。沿河两岸的村民都踊跃参加，也有外地群众闻讯纷纷云集而至，观赏放灯盛景。

　　河灯制作方法是：做一块四方形的木板，长宽各2尺，刨平推光，钉上边沿，然后用软面团做一个灯油碗，粘放在木板正中，碗内放置棉花做的灯捻，倒入清油，外边用七彩纸糊成灯围，放灯时点亮灯捻。

　　放河灯的中心设在桥头两侧的龙王庙前。高筑法台，张灯结彩。法台的一旁几个角设置有十尊神像，即大神、丁甲、功曹、伽蓝、土地、风婆、云童、雷公、电母、东海龙王；他们各自手持祭器，威然而立。在台前，放置一艘用彩纸糊起来的，长达数尺或丈许，宽达1米或数米的纸船。船两侧画着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卦符号”，船头船尾各插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标志彩旗，迎风招展，猎猎有声。参会的人手擎香蜡供果，围着纸船形成一个偌大的圆圈。法主身披袈裟，手持法铃，口中诵经，躬身驱步，按铃声的节拍，在十尊神像前萦绕起舞后而登台作法……

　　此时，从河头村漂放的河灯，顺河流漂浮而下。五颜六色的河灯，密如银河繁星一般，顺着蜿蜒曲折的河水向下游漂流，灯光闪烁，时暗时明；河岸远眺，其势非常壮观。待河灯漂流到桥头，人们便将纸船火化，大火熊熊，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有些许愿者趁机烧纸焚香，祈祷亲友万事平安，大吉大利；消除灾害，呈祥赐福。还有人围着火船开始进行各种游艺活动，尽情跳跃，直到夜半方休。

　　当河灯漂流到桥头两岸，人们争先恐后地捕捞河灯。新中国建立前，妇女生儿育女成活率低，妇人们想生个如愿的男女，就在河里捞河灯实现自身愿望。据当地迷信说法，捞上红灯者可生男娃，捞上绿灯者可生女娃，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捞，把河灯“请”回自家，点亮放一夜晚，就会如愿以偿。此风俗活动因放河灯和捞河灯以妇女为主，她们是此项活动积极倡导发起者，也是热心组织活动者。

　　新中国建立后，马王村沣河桥“放河灯”活动逐年减少。1957年沣河发大水，柳林庄、河头村河堤决口，村庄被淹，房倒墙塌。下游新河庄、新旺村、曹家寨、马王村也被洪水围困。新年正月十五日晚，沿岸村民最后一次放河灯，祈求神灵免遭水患，减少灾害。由于河流挖沙改道，加之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近五十年来放河灯活动随之停办了。

　　藏纸藏文化的传承者

　　藏纸做成的本子

　　纸张是文明传承的载体，每个古老文明的兴衰变化，都会记录在纸上，形成书籍，流传后代。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文明、传播文明有了有力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对文明的传播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作用。藏纸是西藏独特的纸张，它的发展历史，也是西藏文化进步的历史。正是藏纸的出现，才使西藏的古老文明得以传承继续，才会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千年前的迤逦风光。

　　迎娶来的造纸术

　　从历史古籍中寻找西藏造纸术的源头，会发现最早的造纸术是从吐蕃王朝时期开始的。“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并许焉。”这句话提示了西藏造纸术最开始是由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进藏，从而得到了当时大唐的各种生产技术，其中就有造纸术。

　　而在造纸术还没有传入吐蕃之前，当时的藏民族曾使用过树皮、石片、羊胛骨头、木板、竹片、羊皮等作为书写载体。据《拔协》、《松赞遗训》（又译《玛尼遗训》）、《西藏王臣记》、《智者喜宴》等众多藏文古文献资料记载道：藏王松赞干布为迎娶东方大唐的文成公主，“赐给多种黄金宝物，一等金丝绫缎衣服和镶嵌着红宝石的琉璃铠甲等高贵礼物以及绝密书信，派遣以噶尔·东赞域松为首的百位大臣骑士前去唐朝为赞普聘娶公主。”

　　贞观十五年（641年），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公主进藏时带有“不计其数的珠宝、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医药、十八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原造纸术正式传入吐蕃。

　　尽管当时吐蕃具备了生产纸张的物质基础，中原造纸术又已经传到吐蕃，但吐蕃习惯使用竹笔写字，对纸张质量要求与内地不同，况且中原造纸所使用的竹、稻、鱼网等原料吐蕃均没有，需要探索和发现新的造纸原料及工艺。在藏汉工匠的共同努力下，经过9年的探索实践，不仅找到了造纸原料，还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藏纸生产工艺。《中华造纸2000年》一书记载：“吐蕃650年开始生产纸张。”可以说，西藏真正开始生产纸张，应当在公元7世纪中叶。

　　藏纸的制作，使当时的吐蕃文明出现井喷式的发展。松赞干布不仅派遣吞弥·桑布扎等16人去印度学习文字，学成归来后创造了今天的藏文，同时开始大量翻译佛教经典，形成属于吐蕃的佛经。

　　吐蕃文化的快速发展，汉地进藏的造纸工匠和佛经的翻译、抄写，是造纸技术在吐蕃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8世纪开始，西藏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来自中外各族的高僧云集吐蕃，将梵文、汉文和克什米尔文的佛经译成藏文，搜集成大型佛学丛书。据统计，在这段时间内，译师达350人之多，共译出佛典4000余部。翻译的书籍除佛经还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著作。赤松德赞时期为了保障译出大量的佛经著作，赞普下令征收纸、铜、铁和皮张等。在《晶岩箴言》中记载：“国王令从门隅征收纸张，在统一领域的缮写者、木匠、铁匠等全体百姓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纳征”。

　　译经事业不仅促进了藏族文化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藏纸生产的发展。有了纸，书籍便可以大量地转抄广传。也使西藏的造纸业得以全面普及。

　　传承文明的载体

　　纸张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是印刷术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从13世纪开始，内地的木刻印刷术传入西藏，从此，印刷业在西藏兴起，继而导致书籍大量生产。也正因为如此，印刷业的繁荣推动了藏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以前，佛经书籍的制作大多靠手抄，随着市场的大量需求，这种传统方法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木刻印刷。由于印刷事业的发展和印经数量的增长，又为造纸业开辟了新的广阔市场，整个西藏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造纸作坊，以满足印经和社会需要。

　　据史料记载，当时影响较大的藏纸产区有拉萨、门隅、塔布、工布、尼木、桑昂曲宗、措那、后藏及康区，还有不丹和洛门塘等地。各地生产的藏纸按产地取名。除藏北地区由于原料缺少而没有产纸记载外，其他各地几乎都能生产藏纸。

　　在诸多品种的藏纸中，公认最好的藏纸当属金东藏纸。说起金东纸，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金东藏纸就是金东地区的造纸场生产出来的，实际上，金东地区有两个造纸场，分为上下造纸场。据考证，可以证明的是当年的上造纸场位于西日卡公社第一生产队（上世纪50年代前归西日卡宗管辖），有个叫“卓”的地方，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造纸原料，有当地人称作“秀新”的灌木丛和水资源，非常适合藏纸的制作。

　　从古至今，藏纸生产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从它诞生的那天起，藏纸就对藏族的文明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藏纸生产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受到封闭的社会形态和守旧思想观念影响，藏纸的生产发展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上，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机制纸张充斥市场，加之藏纸传统生产本身由于技术手段落后，消耗劳力大、成本高、产量低等诸多缘故，藏族传统造纸业在藏区逐渐失去市场，技术失传，社会上藏纸已近绝迹。

　　当然，作为西藏地区的特色产品，随着近些年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重新被有识之士所关注与重视。藏纸不应该尘封在历史中，而应该继续在现代文明中扮演其独树一帜的角色。在西藏自治区工业厅轻纺局等有关单位的重视下，一些有着藏纸制作传承的人重新开始了藏纸的制作，以小批量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特殊需求，并渐渐使这类传统的民族手工业慢慢得到恢复并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撒拉族的尕最制度

　　早在唐宋时期，“尕最”已作为回族教坊的宗教领导者或教法裁决人在我国回族聚居区出现，元时译作“哈的”，当时政府设立“回回哈的所”，以调解回族内部的民事纠纷和其他事务，元末明初，“哈的”（或“尕最”）流行于民间行使职司，后逐渐消失，唯撒拉族地区的一直保留到清末。

　　“哈的”与“尕最”为同一个词，系阿拉伯语“Gadui”的不同音译，意为“法官”或“教法执行官”，是根据伊斯兰教法职司审判诉讼的法律执行者。

　　撒拉族的尕最制度是一种较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更为独特的宗教社会制度。尕最不仅全权管理宗教事务，而且与土司制度揉在一起参与政治事务。撒拉族的尕最一般都成为世袭的土司。

　　在东迁之前就已信奉伊斯兰教的撒拉族先民，把尕最制度从中亚带到了街子。据民间传说，撒拉族先民定居循化后，为了加强伊斯兰教育，从中亚撒马尔罕地方请来了由苏来曼带领的40名“筛海”（伊斯兰学者），专门普及和宣传伊斯兰。尕最就是从这些“筛海”中推选出来的。

　　刚开始时，撒拉族的尕最是大家共同选举出来的，要精通教义和教法，教育族人，公正判决诉讼，惩治违反教律教规者，管理清真寺共有财产，领导聚礼活动等等。后来随着世袭土司制度的出现，尕最也变成世袭，除了以上这些宗教事务之外，兼管各项政治事务，甚至有的尕最直接成为了世袭土司。

　　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特征，使初至循化的撒拉族先民仍以伊斯兰教初期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来构建他们新的`社会结构。尕最制度的实行，从组织上把撒拉族的宗教信仰固定了下来，使许多伊斯兰教的传统在民间更加巩固，从而使伊斯兰教在撒拉族地区的发展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尕最使撒拉族的宗教意识得到了加强。直到现在，撒拉族的宗教意识比民族意识要强得多，他们对于宗教问题总是很敏感，这与历史上尕最制度的实行有一定的关系。

　　尕最制度一直延续到1896年，与土司制度同时被废除。由于缺少文字记载，目前尚无法确定尕最到底传了多少人，在街子骆驼泉旁边有尕最墓地，那里共埋17人，由此看来，尕最可能传世17人，甚至更多。

　　纸上寻梦藏文之初

　　藏文

　　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

　　吞弥·桑布扎是藏文的创制者和藏文文法学家。也称通密·散布刺或土弥·桑布札。生卒年不祥，无法考证。公元七世纪，他降生于涅地（雅鲁藏布江南岸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也有说是出生于尼木县吞弥家族中）。吞弥为地名（也有说吞弥为氏族名，原名阿努），桑布扎是梵音，意为西藏贤哲，是印度人对他的尊称。其父亲叫吞弥阿努，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御前大臣。母亲名叫阿孥。

　　访梵文创藏文

　　根据藏族史籍记载，吞弥·桑布扎是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617—650）时七贤臣之一，官至御前大臣。曾奉命带领16名藏族青年，携许多黄金，途经异国的奇禽猛兽禁区，克服热带气候的不适，坚持前往天竺，拜师访友，受业于天智狮子和婆罗门利敬，学习古梵文和天竺文字。敬重佛法，精研佛学。

　　吞弥·桑布扎在天竺学业期满返藏后，根据藏语实际，从梵文的26个元音中挑出(i)(u)(e)(o)4个创制了符号式的藏文元音字母。又从梵文34个辅音字母中，取掉了5个反体字和5个重叠字，又在辅音字母中补充了元音“啊”字，补充了梵语迦、哈、稼、夏、恰、阿（音译）等6个字，制定出4个元音字母及30个辅音字母的文字。又根据梵文兰查字体创制藏文正楷体，又根据乌尔都字体创制草书体，被藏族人民奉为“字圣”。

　　藏文史料记载，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后，即献藏文颂词一首给吐蕃王松赞干布。他很高兴，赞赏不止。为了带动臣民们学习文字，赞普首先拜他为师，在玛如宫闭门不与外界接触，潜心专习藏文声明学与其他文化三年之久，松赞干布十分崇敬吞弥·桑布扎，并给他以优厚的奖赏，引起部分大臣的不满。

　　据说吞弥·桑布扎当年作了一首诗，自豪地言道：

　　在这边野僻陋的蕃地，

　　我是最初有成就的智者，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灯，

　　荣获君王如日月般的尊崇，

　　百官臣僚中，舍我其谁！

　　对雪域蕃地的人们，

　　我吞弥的恩惠非轻。

　　经书上的藏文。

　　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后又著有《三十颂论及相转论》即《文法根本三十颂》、《文字变化法则》即《文法性别用法》等语言文法著作8种，今幸存《三十颂》和《性入法》两种，既是最早的藏文文法经典，又是今天必读之教科书。吞弥·桑布扎不仅在语言学、文字学和文法学上颇有建树，独树一帜，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翻译了《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十善经》、《般若十万能颂》、《宝云经》、《宝箧经》等二十多部梵文经典，开了藏译佛经的先河。有很多译经后来被人收录在《大藏经·甘珠儿》中。译自天竺、汉地、尼婆罗、克湿弥罗和于填等地的佛教经典著作和各种文化论著被译成藏文，使之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知识。

　　结束刻木结绳的第一人

　　如今，大昭寺法王殿中在松赞干布的坐像旁，除了他的两位著名的妃子外，还塑有两位重臣的像，其中一人正是吞弥·桑布扎。千千万万的朝圣者仍然在向他表达着深深的敬意。吞弥·桑布扎的像供奉在大昭寺里，说明后人给予他极高的殊荣，充分肯定了他的伟大功绩。虽然当今学术界对藏文的创制年代有种种的说法，甚至质疑吞弥·桑布扎的贡献，但这仍然动摇不了吞弥·桑布扎的历史地位，因为后人绝不会把一个毫无建树的人供奉在神圣的大昭寺里。而年代较早的敦煌吐蕃文献中，明确说到吐蕃的文字出现于松赞干布，这是可信的。而吞弥·桑布扎，是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名字。

　　三十个字母是盏盏明灯，照射出道道文明之光。吐蕃由此结束了刻木结绳的时代，吐蕃的文化开始有了质的飞跃。吞弥·桑布扎创制的藏文千百年来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至今绵绵不绝。有了文字，才使藏文化根系发达而枝叶繁茂，硕果累累。

　　中国的白虎文化

　　网络配图

　　古代吉祥物·虎

　　老虎号称“百兽之王”，其文化内涵与吉祥含义也丰富多彩。它是勇气和胆魄的象征，虎的图案通常出现在古代兵器和古代武官的服饰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虎形物品，古人认为有辟邪的作用。

　　而白虎在传统文化中有着更深的含义，它是“五灵”之一，五行属金，在天上代表西方七宿，在地上代表“右方”。古人还认为白虎不害物是统治者实行仁政之兆。

　　古代除了有“四灵”说外，还有“五灵”说。所谓“五灵”，就是在龙、凤、麒麟、龟“四灵”的基础上再加上白虎。

　　“五灵”是王者之嘉瑞

　　晋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唐孔颖达疏曰：“麟、凤、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唐薛涛《试新服裁制初成三首》曾引用“五灵”的典故，诗中写道：“九气分为九色霞，五灵仙驭五云车。”以此形容新服装饰之华丽吉祥。

　　值得加以区分的是，在传统文化中有两种不同含义的“白虎”。一种是源于古代天文学，运用于风水学，代表特定方位和五行的白虎；另一种指存在于现实中被视为吉祥物的白虎。

　　先说第一种。中国古代天文学把星空的恒星划分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三垣”是指上垣太微垣、中垣紫微垣及下垣天市垣。各垣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左右环列，其形如墙垣，故称为“垣”。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所以又称“中宫”，或称“紫微宫”，象征皇宫。太微垣象征政府机构，天市垣象征街市。在“三垣”外分布着“四象”，也就是二十八宿的合称。

　　“四象”即二十八宿

　　古人之所以称二十八宿为“四象”，乃因东南西北各有七宿，每七宿联系起来很像一种动物。如东方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角像龙角，氐、房像龙身，尾宿像龙尾，它们连起来就像一条腾飞的龙。因东方属木，木的代表色为青色，于是古人称东方七宿为青龙，又称苍龙。南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柳为鸟颈，张为喙，翼为羽翮，它们连起来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因南方五行属火，火的代表色为朱红色，所以古人称南方七宿为朱鸟，又称朱雀。西方的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奎象虎尾、胃、昴、毕像虎身，觜、参像虎头，连起来像一只跨步向前的猛虎。因西方属金，金的代表色为白色，故称西方七宿为白虎。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室、斗像龟的头、尾，虚、女、牛像龟身，连起来像一只缓缓爬行的龟。因北方属水，水的代表色为黑色，黑色为玄，故称北方七宿为玄武。

　　“四象”作为四方的代名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疏曰：“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古代“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古代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

　　“白虎衔尸”为“凶象”

　　风水学将“四象”运用到地形的分析上，以“四象”之形论吉凶。《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管辂根据毋丘俭墓的“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会有灭门之祸。

　　东晋郭璞在《葬书》中也提到“四象”。他说：“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頫。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谓之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

　　古代还以“五灵”配五行，《礼纬·稽命征》称：“龙，木也；凤，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东汉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又把“五灵”归纳为五方：“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由此可见，白虎五行属金，是西方的代名词，这种观念由来已久。

　　“白虎”的另一种含义是指现实中存在的白虎，它是孟加拉虎的变种，原产于中国云南、缅甸、印度及孟加拉等地。目前白虎已是濒危动物，全世界只有200只左右。

　　王者行仁政白虎不害物

　　最早记载白虎的古籍是《山海经》，《山海经·西次四经》称孟山有矿产及奇特动物，“其阴(北面)多铁，其阳(南面)多铜，其兽多白虎白狼，其鸟多白雉白翟”。虎为猛兽，白虎虽然性情温和，有“小姐”虎之称，但也不是吃素的。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王时白虎为害。”晋葛洪《西京杂记》也记载：“秦末有白虎现于东海，黄公为虎所杀。”

　　也许是因为白虎性情温和，体态优美，加上难得一见，后来人们逐渐把它视为瑞兽，并把白虎的行为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古人认为，如果白虎早上发出如雷的吼声，则预兆着将有圣人出现，如果封建统治者施行仁政，白虎就不会伤人害物，如《宋书·符瑞志》称：“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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