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将现代分析工具，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引入资本结构分析。下面是yjbys小编为你带来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代理成本理论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实施代理是无成本的，即他得到的效用水平就等同于他亲自执行这项任务。不对称信息是代理成本存在的主要原因。公司的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和冲突本身引起的公司价值的损失称为代理成本。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产生了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由此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代理成本理论的创始人迈克尔·詹森和威廉·麦克林(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Meckling,1976)把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如果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动。委托人通过对代理人进行适当的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来约束代理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可以使其利益偏差有限。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为确保代理人不采取某种危及委托人的行动，或者，若代理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保证委托人能得到补偿，可以由代理人支付一笔费用(保证金)。代理成本这一概念是企业理论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基石。Jensen和Meckling(1976)把代理成本的总和定义为：(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代理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即代理成本包括在利益冲突的各代理人之间建立、监督和组合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成本以及契约实施的成本超过收益而造成的产值损失。
Jensen和Meckling在他们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中指出，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二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过度投资是前者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后者主要表现为两种具体形式：资产替代效应和投资不足问题。Myers(1977)、Barnea，Haugen和Senbet(1980)认为与债务相关的代理成本导致存在最优的债务期限结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能减缓源于资产替代效应和投资不足问题的代理成本。尤其短期债务能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引起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Leland和Toft(1996)认为代理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具有较高资产风险的公司将缩短最优债务期限，也会降低债务的最优规模。Jensen(1986)、Stulz(1990)、Hart和Moore(1995)认为债务融资能减缓自由现金流量代理冲突问题，尤其是短期债务。
Jensen和Meckling(1976)把管理者与股东利益冲突导致的代理成本界定为“外部股票代理成本”，而把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冲突以及与债券相伴随的破产成本等界定为“债券的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认为伴随着股权—债务比率的变动，两种代理成本会呈现一种“此消彼涨”的权衡(trade-Off)关系，即债务的增加对股权代理成本有两方面影响：(1)在管理者投资既定的情况下，债务增加了其持有股份，进而可以减少“股权稀释”产生的股权代理成本;(2)Jensen(1985)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认为债务的本息偿还(硬偿付约束)可以减少可供管理者使用的自由现金流量，借此减弱管理者浪费的可能性。因此在Jensen和Meckling看来，公司最优资本结构应选择在两者之和最小的一个点上。
如图所示，股权代理成本随负债率上升而下降。在债务融资中，当投资项目取得好收益时，高于债券利息的收益都归股东所有;当投资项目亏损时，由于有限责任，债权人将承担后果。这使得股东会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然而，由于债权人能理性地预期到股东的这种资产替代行为，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作为补偿，导致债务融资成本上升，这就是债权代理成本。当公司债务融资比率上升时，债权代理成本上升，如图中AB(E)。
可见，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司只能在股权融资与负债融资之间寻找平衡点。股权融资的代理成本与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相等时公司总资本成本达到最小，此时资本结构是公司最优资本结构。
管理者和股东的冲突是由于现代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分离引起的，即管理层持有少于100%的剩余索取权。只要管理者拥有的剩余索取权低于100，那么管理者付出的努力就不能获得全部的回报，而所有努力的成本都是由管理者承担的，管理者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不会总是根据股东的利益行动，如建立公司帝国，个人过度消费。这种低效率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呈反方向变化。在管理者所持绝对股份不变时，增加债务可提高管理者持股比例，可缓减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冲突。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还表现在支出政策上，这种冲突是由自由现金流量引起的，股东希望用现金支付股利或回购，管理者根据自己的利益把现金投资于低回报的项目(建立公司帝国)或个人消费，这会给管理者以未来的现金使用控制权，从而使股东受损，股东要对管理者实行监督需要发生成本，这就构成了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债务有利于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债务引起的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限制了经理人对现金的控制权，但并不能因此任意提高债务水平，随着债务水平的提高，债务本身的代理成本在提高。另外举债引起更多的现金流出，增大了破产的可能，提高了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了监督成本。最优债务权益比是公司价值最高，债务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比率。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着激励冲突是因为负债是有风险的。股东对公司负有限责任，股东可选择违约，即不按公司承诺的全部金额向债权人支付，债权人认识到这种价值转移，为保护自己利益不受股东的侵犯，就在事前要求补偿，从而提高了债务的成本。发行可赎回债券或可转换债券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若公司进行低风险投资，产生的收益用以支付债务的本息外不能给股东带来收益，即便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正，公司价值增加，但股东权益价值下降，权益价值流向债权人，股东将不愿意投资，使公司价值下降。
Jensen和Meckling关于资本结构的这一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结构的激励功能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此后，很多学者借助于对经理层以及投资项目性质的不同假设，从利益冲突视角对资本结构设计，尤其是债务融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分析。Grossman & Hart(1982)在J-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债务融资是如何缓解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的。他们认为，当企业债务融资比例上升时，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增大，一旦企业破产，经营者将承担因破产而带来的自身社会地位降低、名誉毁损、企业控制权丧失等非金钱方面的损失。因此，债务能使经营者增加个人努力，减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在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约束问题上，Harris和Raviv(1988)假设在管理者拥有控制权的前提下即使企业运营不佳也不会主动清算 (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驱动下，债务的存在能够使公司破产的概率增大，即控制权转移(即公司清算)可能性的增大，进而在公司资产被管理者“误用”(即存在更好的资产用途)的情况下，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被抑制而所有者的价值提高了。但由于债权人为了识别资产的误用也必须付出一定的调查成本，因此Harris和Raviv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所有者在“清偿权利”与“调查成本”权衡之下的结果。Hart和Moore(1995)分析了长期债务融资在约束管理者筹集新资金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在实际中，公司发行相当数量的“硬”(优先的，不可延期的)债务①。管理者具有股东不能分享的目标，如追求权力、帝国建造和职务消费等。他们认为，“硬”债务在抑制管理者自由度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不可延期的，短期债务能迫使管理者吐出资金(否则他们也许会用这些资金进行非盈利而是建造帝国的投资)以及触发公司资产在其他更有价值的状态中清算。第二，优先的长期债务通过稀释未来盈余能阻止管理者为非盈利项目融资。
Stulz(1988)则在管理者具有强烈“帝国建造”动机的行为假设下，模型化了Jensen(1985)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由于债务融资过度可能使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进而出现“投资不足”问题，Stulz模型中的所有者必须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之间寻找资本结构的最佳位置。Stulz(1990)分析了债务融资与业务收缩和公司清算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由于经理和股东之间利益的不一致，导致经理在公司业务是否收缩和清算退出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使得应该业务收缩和清算退出的，却没有做出相应决策，最终使股东利益受损。这种现象在公司资金主要来源于股权融资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而具有债务融资的公司则面临偿债和诉讼压力，经理采取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就大。在Stulz(1990)模型中，债务的成本是债务的支付可能使自由现金流量耗尽，以致没有可获得的资金对有利可图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发行债务的好处又在于债务可以抑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且他对短期债务融资能迫使管理者吐出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形式化分析。
戴蒙德(Diamond，1989)则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基础之上，认为具有不同声誉的公司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那些新生的尚未建立起足够声誉的企业一般无法使债权人确信其不存在资产替换动机，进而只能依靠(内部)股权融资或高成本的债务资金，而已经建立了足够声誉的公司则能够获得低成本的债务融资。在戴蒙德的声誉模型中，考虑了两种可能的投资项目：一种是净现值大于零且安全的投资项目;另一种是净现值大于零且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这两种投资项目的投资额均相等，而且都通过负债融资，但结果却不同：第一种投资项目的收益总是能够足以清偿债务;第二种投资项目只有成功时才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否则，就无偿债能力。由于企业是避险的而且注重声誉，又由于企业及时还清债务的历史越长，其声誉就越好，其借款成本就越低;声誉差的企业负债成本高，负债水平。所有企业都不会追逐资产替代效应而丧失有价值的声誉。由此，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可以利用适度举债来加以缓和。海什里费和塞克尔(Hesrhleifer & Thakor,1989)也提出了一种声誉模型。在他们的声誉模型中，股东偏好的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而经营者则因考虑到其声誉而喜欢选择相对安全的投资项目。经营者的这种行为方式将有助于降低债务的代理成本。因此，如果经营者对其声誉效果非常重视，企业的负债成本会相应降低，从而使得企业将会有更多负债而不是更少。
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另一类冲突是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冲突。Titman(1984)和Maksimovic和Titman(1991)研究了资本结构选择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Titman(1984)指出，企业股东和债权人同企业有关的各类人员(客户、工人和供应商等)之间也是一种代理关系，当企业进行清偿时，企业原有客户将失去原有服务合同，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同样，工人失去原有工作，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一个客户购买了一件耐用品，他既为产品本身进行支付，也为获得随后的零部件和的服务进行支付。如果企业破产清算，客户就不能再获得他们曾预期想获得的零部件和服务。因此，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代理问题就是保证客户将来需要的零部件和服务在他们需要时唾手可得。客户必须判断耐用品的销售者经营失败和被清算的可能性。因此，如果生产和销售耐用品的企业采用了增加它们的破产可能性的较高的负债，这可能会减少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因此，可以预测，在其他情相同下，耐用品生产者的负债将会少于非耐用品(如食品)的生产者。Titman(1984)认为公司的清算也许会对顾客和员工强加成本，结果，他们要求对产品和工资的风险补偿。这些成本被转移给股东。但是，如果股东只有在利得超过所有的成本(包括顾客和员工的成本)时才愿意清算，这将增加资本成本。Titman(1984)表明可以用资本结构控制这些风险补偿且认为具有更高清算成本的公司将具有较少的负债。Titman和Wessels(1988)调查了独特性和负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两者呈预期的负相关关系。Maksimovic和Titman(1991)认为生产对顾客更低清算成本的产品的企业也遭受相类似的相互作用，要求生产高质量产品声誉的企业将具有较少的负债。
2、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探讨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选择何种方式，向市场传递企业价值信息。斯宾塞(Spence,1974)在《劳动市场信号传递》一文中提出了信号模型，并将其发展成为一般均衡模型。这一经济理论的进步使得在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对信息不对称建模研究成为可能。该方面的文献放松了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所作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拥有相同的信息的假设，引入了关于企业的收入流、企业新的投资机会方面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得出了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一些新观点。
1977年，罗斯(Ross)通过建立负债权益比这一“激励-信号”模型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问题，并创造性地将经理入激励机制引入信号传递模型，提出了资本结构信号传递理论。罗斯认为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分析隐含地假定市场拥有企业的完全信息，包括企业收入流的信息，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企业的管理者知道企业收入流的真实分布，市场上的投资者只能通过对企业表面信息的分析对企业收入流进行估计。这样就使得管理者可以通过资本结构的选择来改变市场对企业收入流的评价，进而改变企业的市场价值。罗斯保留了完全信息以外的所有假定，假设企业经营者比投资者更多地了解和把握企业内部的经营信息，投资者只能通过经营者输出的信息来间接地评价企业市场价值，资本结构就是经营者输送的一个信号，投资者根据资本结构的变化来评价企业，并决定是否进行投资。信号传递理论明确了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结构有关，但在模型中却没有提出防止经营者向外输送错误信号的内在约束机制。
在分析融资结构作为内部经营管理者的信息信号，能有效传递企业的内部信息，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激励方面，利兰德(Leland)和派尔(Pyle)几乎与罗斯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融资结构信号传递模型—利兰德-派尔模型(Leland - Pyle model，L-P模型)。Lyland和Pyle (1977)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有关企业投资项目收益的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家的风险厌恶的角度，探讨了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功能。在利兰德—派尔的模型中，企业家是风险回避者，他将一个可变的项目等同于一笔不确定性的收益，他对收益的分布了解得比别人多。由于他是风险的回避者，且其财富是有限的，他希望与外部投资者共同分担这个项目。他的问题是如何使投资者相信项目的真实价值。企业家可以变动自己在项目中的股本，并把它用作一种传递有关项目质量的信号，因为市场会认为项目质量是企业家自己所有权份额的一个函数。在均衡状态下，企业家的股份将完全揭示其自己所相信的项目收益均值，企业的债务决定剩下的需要用股票融资该项目所需要的金额。因此，企业家的股份越高，传递的信息的项目价值也越高，从而，企业的市场价值也越大。
Heikel(1982年)建立了一个类似于Ross的模型，但他放弃了公司各种收益是按一阶随机优势排序的假设条件。他假定收益呈如下分布：高质量的公司有较高的超额价值，但有较低质量的债务(券)(即市价低于面值)，这意味着权益的价值特高。这个模型可以将公司划分类型，原因是：每个公司都企图使市场相信它属于某一类型，而它的真实类型则会随着一种证券的超额估价而受益，随另一种证券被低估而蒙受损失。在均衡时，每一类公司这两种证券的发行量都使得边际收益与边际损失相等。正因如此，高价值公司会发行更多的债券，而低价值公司要模仿高价值公司的话，就必须发行低定价的债券，从而减少高定价股票的数量;反之，高价值公司要模仿低价值公司，就必须发行少量的高定价债券和低定价的股票。因此，相互模仿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高质量公司本身有高的总价值，所以它们发行更多债券的结果是与Ross的结论一致的。
Myers & Majluf(1984)建立了发行投资决策的均衡模型来分析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他们分析到，一方面，有关企业新的投资项目的私人信息不能泄露给其竞争者，否则会降低投资项目的净价值，信息传递的这种成本阻碍了信息传递;另一方面，管理者人力资本中特有的组织管理知识，使其拥有对公司价值更多的信息。
Poitevin(1989年)建立的模型也是以债务作为信号的。他的模型包含了现有公司与新公司之间潜在的竞争。首先，新公司的边际成本是私有信息。在均衡时，只要现有公司与高成本的新公司汉发行股票，那么债券发行就显示了低成本的新公司的信号。这个信号使得这类新公司既付出代价也得到好处。代价就是使得这类公司过早地受到其他公司的“攻击”，从而有可能导致这个以债务筹资的公司破产;而好处就是金融市场认定债务筹资的公司有较高的价值。这是因为过早受到原有公司攻击的破产概率过高地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误导成本(原有公司对所有的债务筹资公司“平等地进行攻击”，当然也要略花成本)。这个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发行债券对资本市场是个好消息。
Glazer和Israel(1990年)建立的模型把资本结构作为生产成本的信号。该模型假设：原有公司垄断性地发出关于其成本的信号，以阻止新公司进入市场;公司经理是以权益价值来决定报酬，股利对报酬是不起作用的;任何债券发行所得到的好处都随股利支付出去。这样，在均衡时，潜在的新公司把较多的债务看成一个信号，即表明这个原有公司有较低的边际生产成本。所以，发行较多的债券对这类原有公司的经理来讲是最优选择，因为阻止新公司进入市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债务成本;而高成本的原有公司是无法仿效的。
3、优序融资理论
1984年，梅耶斯(Myers)和迈基里夫(Majluf)在Ross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也称啄食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以非对称信息条件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为前提，认为企业外部融资要多支付各种成本，使得投资者从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来判断企业市场价值。企业会根据投资机会调整目标利润分配率，但相对于投资机会和利润这一比率是不易变动的，这就意味着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支出是不等的，当内部现金流小于投资支出时，公司会改变资产组合;当需要进行外部融资时，公司首先发行最安全的证券，即从债务融资开始，然后选择混合型证券组合，如可转换债券，最后才会选择股权融资。根据实证研究显示，优序融资理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公司资本结构的现实，大多数公司偏好内部融资。有学者指出，公司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导致了管理者为了不受斛于外部资本市场而偏好内部融资，而且发行股票是有成本的。但Myers和Majluf假设，经理对所要投资项目的真实价值的了解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并且假设他们是为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着想;还假定公司的现有股东是被动的，即他们不会因经理的决策而调整投资组合而使经理的决策对他们没有影响。信息不对称假设意味着即使经理发现了净现值为正的绝佳投资机会，也无法将此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每一公司的经理层毕竟都愿意向市场宣布前景光明的投资项目，以此推高股价，展示自己的优秀业绩，但投资者不会轻信经理是怎样说的，从而造成了对新发行股票的估价比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时的均衡价格要低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也可能会被放弃。如果公司利用内部资金为新项目融资，不需要股权融资，这样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所有净现值为正的项目都会被公司所采纳。当内部资金不足时，公司会优先考虑低风险的证券，如债券，最后才会考虑股权融资。
Narayanan(1988)与Heinkel Zechner(1990)他们运用与Myers等人相近的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信息非对称涉及到新投资项目的评价时，那么就会出现过度投资行为，即净现值是负值的项目也会被接受。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他们的解释是，所有以发行股票来筹资的公司其市场价值都被按公司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来确定，所以，较低净现值项目的的公司从出售高价的股票中得益，其中甚至包括净现值为负值的项目，从而降低项目评估的基准，造成过度投资。在Narayanan的模型中，债务被高估的可能性要比权益小，因此如果项目通过举债筹资的话，就太可能接受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反过来，这就说明债务(无论原来的还是新增的)都会减少过度投资行为:此外，他们还系统地解释了为什么公司发行新股会造成股价下跌，而公司发行债券会导致股价上涨，并进一步说明了公司筹资的顺序。
Harris 和Raviv(1988，1990)探讨了债务融资不同的治理作用。1988年分析了债务融资于兼并和控制权争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的不同的财务杠杆比率，会带来不同的兼并收购方式，例如，较高的债务水平公司则采用杠杆收购可能性大，较低的债务水平公司则采用标价收购的可能性大，位于两者中间的债务水平公司的控制权则由代理权竞争决定。1990年Harris和Raviv通过建模，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结构与债务信息作用，理论依据债务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关于公司信息以及投资者利用此信息监督经理人的行为。研究发现债务融资是很好的监督工具，特别是当公司违约时，债权人有权选择公司清算或继续经营，并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信息。
优序融资理论自提出之后备受正反的争议。Baskin(1989) 以交易成本、个人所得税和控制权的研究角度对优序融资理论作出了解释，指出由于留存收益提供的内部资金不必承担发行成本，也避免了个人所得税，因此内部资金要优于外部资金。与权益性资金相比较，负债融资由于具有节税效应，发行成本低，又不会稀释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对外融资来说负债融资又优于权益性融资。Baskin用一系列实证研究支持了优序融资理论，指出权衡理论在解释公司行为时说服力不强，是由于后者忽略了不对称信息的作用;而优序融资理论，不仅是对于税收和交易成本做出的理性反映，更是一种信号均衡(signaling equilibrium)。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他都给予优序融资理论以充分的支持。
Shyam Sunder and Myers(1999);Robert and Anuja(2000);Haan and Hinloopen(2003)从企业融资动态“偏好”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研究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得出上市公司“先内融资，再外债务融资，最后股权融资”的融资偏好的结论。
4、简要评述。
新资本结构理论的产生是资本结构理论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说以MM定理为中心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为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与技术工具，即成本收益比较的研究方法，那么，新资本结构理论的贡献则在于，它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提供了广袤的可延展的、全新的经济思想基础。新资本结构理论不是简单地因袭现代资本结构的理论套路，而是力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契约”、“动机”和“激励”等概念，从公司的“内部因素”方面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从外部股份持有者、经营人员和内部股份持有者、债权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公司价值影响的角度来解释资本结构问题。如代理理论接受了企业的契约观、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将研究视野建立在“人的行为”基础之上，从而为资本结构的理论探索找到新的支撑。这样一来，新资本结构理论就把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权衡难题，成功地转化为结构或制度设计问题。这就打开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经济思想，使其对决定因素的分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使得资本结构理论对资本结构问题的解释更具一般性和稳定性，为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极大地丰富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容。当然，对一些关键问题，这一理论只是想当然的加以接受，而没有在理论上作出本源性的解释。而且大多是以静态或比较静态、局部均衡角度来展开分析，一般认为企业资本总量不变、已实现的较优化的资本结构也就会保持不变，没有考虑外界经济环境与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条件变换可能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另外，无论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还是优序融资理论，都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显然，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来看，前述新资本结构理论所包含的利益分析体系还没有充分予以延伸。此外，从新资本结构理论的主要分支来看，也各有不足。比如，代理成本理论中的代理成本则比较难以准确度量，而只是假定其会在资本市场的反应;信号传递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优序融资理论仅仅关注了融资成本的高低及相对应的融资顺序，而没有对是否存在最优资本结构问题进行判断;等等。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出现颓势。“信息不对称理论已经达到收益递减式的转折点”，对于新资本结构理论的式微，Harris 和Raviv(1991)如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