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注重实际操作层面的学科，社会工作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建构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其中之一便是长久以来社会工作对实务倾向的过度强调，这也使得专业社会工作者面临了理论选择和运用的诸多困境。
从理论欠缺到“反理论”立场的形成
从社会工作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其一直都在强调社会工作是富有技巧性地帮助人，并且是带有符合某种特殊价值观的“助人”活动。可以说，对“助人的艺术”(art of helping)实践特色的强调是由来已久的，而其作为一个专业所应该具有的知识性和理论性特色远没有实践性特征富有渊源性。社会工作发展至今，其理论来源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另一种是对实践经验和技巧的归纳总结。可以说，纯理论性知识的缺少一直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大问题。此外，社会工作专业研究中侧重于经验性、技巧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仍然占据绝大多数。比如，在西方学者所统计的2000—2009年间发表的100篇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工作文献中，有关社会工作理论讨论的文章不足10篇，而且这些与理论相关的文章均是有关社会工作理论运用方面的讨论，纯理论研究的文章甚至一篇都没有[7]。而对于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们来说，专业理论的缺少直接导致的就是他们在专业研究和实践中对专业理论选择的困境。
“反理论”(anti-theory)作为一个颇具主观导向性的名词，其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研究中对于“反理论”的概念大都是从解释学和知识学的角度来讨论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史蒂文·纳普(Steven Knapp)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出：“在英美传统中，关于理论的争论常常是在认识论的背景下对文本阐释者的争论，而非对文本的本体论的争论。如果理论的本体论方案是设想语言在意图之前的状态，那么认识论的方案则是设想知识在阐释之前的一种状态。”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理论在研究中主要发挥着普遍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种效果会使研究带有预设的知识，从而形成一定的普遍性。在学理层面首次明确提出反对理论的则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英文系教授斯蒂文·克莱普(Steven Knapp)和瓦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美国权威杂志《批评探索》上提出了“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在现代性的来临并把“人”的地位及其理性大大抬高的背景下，理论的目的只是在文本阐释中才发挥了某种带有研究预设性的“不恰当”的效果，其本身就带有某种天然的弊端。因为“理论”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缩影，其涉及秩序、规则和价值取向，依赖于逻辑、理性和理智等现代性元素，从而遭到许多学者尤其是后现代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激进的后现代社会工作学者更是呼吁必须取缔理论的特许地位，削弱它们的作用，降低它们的身价，以实现没有“理论”的社会工作。
“反理论”在概念上与“反启蒙”(anti-enlightenment)有相似之处[10]。可以说，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就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新的迷信。而对理论来说亦是如此，过于崇尚理论也会导致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从而引发“反理论”立场的产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工作领域来说，长期对实践性的推崇使得社会工作专业对理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饥渴，可对于理论研究的无限“迷信”但“无作为”又使得一些专业社会工作者体验到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运用的困惑，要求摈弃以理论为中心，并希望以日常生活经验和局部的叙述来取而代之，让社会工作只专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服务领域，“反理论”的立场也由此应运而生。
有关社会工作中的“反理论”立场，艾琳·芒罗(Eileen Munro)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理论的角色地位》一文中提到了“反理论立场”(the anti-theoretical stance)这个概念，其本质涵义就是倡导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理论指导，不持有任何理论立场来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当然，芒罗也指出了反理论化会误导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产生“不需要任何理论就可开展工作”的错误认识[11]。凯伦·罗斯科(Karen. D. Roscoe)等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出了社会工作的“叙事性”(narrative)特征：“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正在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过程，而现实情况是，专业理论并不能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社会工作研究正逐步变为一种叙事性的研究。”他也指出如果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刻意地排斥理论的作用，那么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会变得平淡无奇。在实务工作过程中，许多社会工作者本身在专业知识和理论程度上的不足使他们感觉到技巧与经验在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于专业敏感性的缺乏也使专业实践活动的策划、评估甚至督导的过程都流于技巧与经验层面;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发迹于临床诊断的历史，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自身的缺乏也更加强化了社会工作者重经验而轻理论的意识。马尔科姆·凯里(Malcolm Carey)还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社会工作者“反理论”立场的客观缘由，他指出：“大多数社会工作都认为他们的实践工作是与官僚机构和毫无技巧性与理性可言的工作相关的……行政任务的规则性限制了社会工作的自由发展，也限制了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知识创造。”[13]他认为许多社会工作实践被行政化的现象也是导致社会工作者忽视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反理论”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者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自觉产生的意识，其概念上本身就带着对理论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对于一部分实务工作者来说，有选择性地放弃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者因为对某种以不恰当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行为的反感而产生的“反理论”行为，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已经在实践者的认识中达到了某种程度融合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理论与实践“相依为命”的一种特殊模式。但这种看似不可分割性，或者至少是藕断丝连的关系，为何会造成相当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策划和实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活动者在实务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反理论”的倾向?芒罗在文中引用了塞尔(B. A. Thyer)对社会工作实践和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发现：社会工作者和本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实践活动时，在一定形式上选择了对社会工作理论的主动抛弃[14]，即在没有督导或者专业教师所提供的现成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来架构实践活动的前提下，社会工作实践活动的实施者往往是被动地来接受现有的理论和思想，即使不适合，也会生搬硬套地和实践活动相联系，一些实践者和研究者甚至在没有明显的外显性理论作为实践指导时，会被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与实践相配。正是这种在认识上认为专业理论和实践本身就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才使得“削足适履”的行为产生。这不仅使社会工作专业学习者在汲取既有理论时，造成具有主动性地理论歪曲化，同时也抹杀了社会工作实践本身与适合的理论联系后所产生的多元化的专业性价值。
与此同时，芒罗针对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角色，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做详细的案例研究，以明确有理论在指导他们的评估和介入。她发现，有很多对于专业理论的阐述是在服务完成后添加进去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契合项目及课程的要求。正规的理论教学在大学中往往是比较粗略的，除非督导运用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或者在实践活动之前明确使用某种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学生是很难在与案主的直接互动中明确而系统地去运用任何一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服务。学校老师和机构督导通常知道这种情况，但常常也是互相默认这种不恰当的理论运用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它强化了一种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不相干的意识，更有甚者会认为理论只是专业学者的某种学术游戏，是在耍花腔，与社会工作实践者无关。总的来看，这种“反理论”立场的形成，其主要原因在于：
1.“反理论”立场在本质上其实是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大卫·豪(D. Howe)曾指出，任何专业没有理论都必然停留在低窄的层次上，所有实务行动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不过这种实践脱离理论的做法主要来源于实务工作者的主观意识。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工作者自我认识变化的结果。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活动中渐渐忽视了整个实务过程中的接案、策划、评估等环节中所包含的理论线索;另一方面，也逐渐改变了以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做法，转而更加重视实践经验的获得与技巧的养成，这样便更加弱化了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在社会工作者心中的地位。社会工作领域有关理论与实践脱离或整合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有学者通过文献研究就证实了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脱离一直存在且大为流行。
2.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工作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也造成了这种主动脱离理论的现象。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这在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高校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之初就没有对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为社会工作主要不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务层面的操作问题。因此，在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上，往往只追求操作层面上实务能力的提高，而对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漠然视之[17]。此外，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趋势的多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的趋同性加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18]。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也越来越趋向技能化和经验化，而这种对于实务工作大量的技能上和经验上的总结与积累，更多地是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推向了单一性的边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工作自创立以来，在西方国家，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没有理论指导到自觉采用理论指导、从指导理论的单一化到指导理论的多元化、从主要借用心理学的理论到尝试借用心理学、社会学、认识论等多学科知识这样一种发展、演变历程[5]。可以说，社会工作理论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元性和系统性的体系。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趋同性和专业理论的多样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者之间的脱离。单轨式的发展也无形中将社会工作者分化为两个阵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这一点在社会工作的高校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大陆已经有近400所大学开办了社会工作本科和专科层次的教育。此外，还有61所学校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教育。但是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对口岗位的缺乏，使得社会工作目前还处于一种专业化走在职业化前面的状态。而许多高校采取的迎合政府管理体制需求的教育培养模式也使社会工作教育对理论的要求逐渐降低。许多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本应该主要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者的大学教师却纷纷倾注于开办各种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看似能够将理论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实际上是等于主动选择了放弃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而醉心于大量具体实务内容的操作[。
3.社会工作本土性理论的缺失也会造成社会工作者在理论选择上的种种困境。按照大卫·豪的观点，社会工作理论可以划分为“为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与“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两个层次。在这两个层次中，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等基础性理论组成的“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抽象度较高。相对于以危机干预、行为治疗和任务中心模式等倾向于技巧层面的“社会工作的理论”来说，“为社会工作的理论”理论性和学术性更强，也更难以被社会工作者所接受。虽然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但是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21]本土性理论的相对缺失，也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社会工作的教育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工作学科在中国高校恢复和重建以来，对于社会工作理论方面的教育大都是照本宣科地套用西方主流社会工作理论的教育，而缺少对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的理论总结与传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教育模式会抹杀一些社会工作者对理论研究和运用的热情，也会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发展形成不“接地气”的印象，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进行主观上的区别对待，从而加深了“反理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