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现代文学”概念形成以来，围绕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曾展开过多次讨论，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近年来分歧且有扩大的趋势。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现代文学性质的判定和价值的评估，关系到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时的历史视野和历史观。对现代文学起点的不同设定，往往决定于人们对“现代文学”之“现代”的不同理解。梳理和考察相关的学术史脉络，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所在也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通常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一是在学科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是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作为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延续的一种文学形态和文学传统，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的是这个特定的文学形态的历史，而不是一个学科的历史。这两个层面有区别，但也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当我们考察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的起点时，往往会涉及现代文学学科边界的划定。现代文学是从何时开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现代文学性质的判定和价值的评估，关系到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时的历史视野和历史观，还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之成立的合法性理据。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现代”的理解。从“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形成以来，围绕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曾展开过多次讨论，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近年来分歧且有扩大的趋势。梳理和考察相关的学术史脉络[1]，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所在也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
民国时期 “现代文学”概念尚未通行。个别以“现代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命名的著作，并未将其作为明确的概念来使用，主要是在“现时代”、“近代”的时间意义上理解“现代”的涵义，例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当时普遍接受的概念是“新文学”，“新文学”是其创立者的自我命名，包含着强烈的自我合法化的意图。在“新/旧”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目的是在一个历史进化的序列中，赋予这一新生的文学形态以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新文学”命名中明确的价值取向，为所有参与新文学事业的人们所共享，也正因为此，20世纪20至30年代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叙述，常常出自新文学家自身之手，包括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各集导言。这些论述与其说将新文学建构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不如说是新文学家在新文学内部的自我论证。像胡适和周作人的著作，虽然将新文学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来考察，但这只是一种论述策略，主旨仍是要确立新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尽管两人对新文学的理解有差异)。在这种自我讲述的逻辑中，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学的起点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1940年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文学的自我叙述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照新文学的视野。《新民主主义论》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中国革命划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新文化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虽然没有专门提及新文学，但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门，自然也受到限定。《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文学的自我叙述构成了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在起点的限定上。起点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它关系到对新文学地位和意义的评估，某种程度上，起点本身就构成了意义的源泉，它在历史中确立了新文学的开端，新文学由此便获得了不同于之前所有文学的独特性乃至唯一性。在此前新文学的自我叙述中，新文学的起点是由其自身来界定的，这使得新文学成为一个独立和自足的主体，其意义与价值与生俱来，不假他物。然而按照毛泽东对新文化的构想，新文学的合法性就不是来自它的自我命名和叙述，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外部理论赋予的，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文学的起点就被设置在1919年，而不是文学革命发生的1917年。
我们从周扬40年代前后对新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论述之间的龃龉。在1939年3月发表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一文中，新文学的“开始”被界定在“‘五四’前一两年”的文学革命运动[3];而写于1940年左右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则明显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称“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是在‘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史主要地即从‘五四’叙述起”。新文学被明确界定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一部分。[4]
建国以后，《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新文学史叙述的主要依据，新文学的性质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1919年成为新文学的起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史稿》上册第一编的标题即为“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不过既有的新文学的自我叙述已经深入人心，仍然支配着许多人的判断。1951年，教育部组织起草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规定新文学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但在分期上，则将1917年至1921年作为第一个阶段。[5]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都把新文学的发生定在1917年。张毕来显然意识到了两种坐标时间上的不一致，他在《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中，把1919年以前的文学革命也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历史阶段”[6]，以弥合两种论述在起点设定上的裂隙。
“新文学”作为其创立者的自我命名，它内在的价值指向和历史内涵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外部理论不尽合拍，尤其是涉及新文学起点的设定时，常常造成某种混乱，这就产生了使用新的概念来规范和统一文学史叙述的要求。再者，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阶段成为历史，新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也成为历史，继续使用“新文学”这一从新文学内部生成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有必要发明一个新的概念，服务于意识形态建构的要求，来完整地把握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特定文学形态的新文学。[7]第三，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被命名为当代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也需要重新命名。[8]最后，出于学科化的要求，为了把《新民主主义论》落实到大学教育中新文学史课程的设置中，对作为教学对象的新文学的历史范围、性质、分期加以清晰的描述和规定，也需要发明新的名称来指称这一新的学科。1957年，教育部审定通过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第九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被明确地界定为“现代文学”，时限为1919至1949年。虽然在具体的叙述中会涉及1919年以前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但1919年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此后“现代文学”基本上成为指称新文学这一对象的正式概念。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是建国后第一部使用“现代文学”概念的文学史著作，但这本书仍遵循新文学史叙述的惯例，将现代文学的起点设置在1917年，同时为了强调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上限也划定在1917年，显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统叙述，自然不会被接受。这可以看作“新文学”概念向“现代文学”概念过渡时期的现象。在此后的文学史著作中，1919年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法定起点。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现代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革命性质的变化，中国新文学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9]，由此可见“新文学”与“现代文学”两者的微妙差异，“新文学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它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之前，是没有资格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现代文学”的规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取代“新文学”这一特定历史要求的结果，至于“现代文学”概念中“现代”究竟指的是什么，并没有权威的具体的说明。有研究者认为“现代”这个限定性的名词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在苏联的历史分期中，十月革命被认为现代历史的开端，苏联学界一般用“现代文学”指称十月革命之后的文学[10]，但仍然缺少直接的材料来证实这种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内涵是如此明确和清晰，追问何为“现代文学”的“现代”就变得毫无必要，也没有意义。但是一旦支撑“现代文学”概念的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失去其权威，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就不再不言自明，而成了一个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二、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
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界着手纠正一度以社会主义文学为标准来评价现代文学的倾向，恢复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11]但随着反思的深入和意识形态的松动，新民主主义论对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支配地位也不再稳固，首先就表现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设定上。这一时期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虽仍然坚持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但在处理现代文学的起点时，则采用“五四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前夕”等较为模糊的描述，不再以1919年为统一的标准。徐源和周音的论文，更是明确地把现代文学的开端重新设置在1917年，表现出摆脱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框架的趋向。[12]在整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了以文学革命发生的1917年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主流意见。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不再能够垄断现代文学的阐释权，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这个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开始被提了出来。1985年，汪晖向唐弢请教如何解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或“现代性”的问题，唐弢回答说很复杂，很难一言敝之。[13]按照他的理解，现代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还包含着某种时代的内涵，“现代文学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但何谓“现代意义”，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14]
80年代确有一些学者把“现代”当作一个时间的观念，主张将这一阶段的各种文学形态都纳入到现代文学中。严家炎这样表达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名为‘现代文学’，实际上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15]，黄修己也认为“‘现代’作为时间的概念，则凡在此时间之内，包括敌、我、友的文学，都应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虽然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主流。[16]贾植芳在给《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写的序言中持同样的看法，主张区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后者还包括旧派文学和通俗文学。[17]
唐弢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强调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不应纳入旧体诗词和鸳鸯蝴蝶派。[18]王瑶的立场与唐弢接近，也反对将旧体诗词和章回体小说列入现代文学。[19]问题在于，如果新民主主义论已经不能完全支撑对“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理解，又不愿意把“现代”当作单纯的时间概念，那么就需要为阐释“现代”寻找新的框架。在80年代，现代化叙事扮演了这样的角色。1986年，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提出将“文学现代化”作为评价现代文学的尺度，认为这一尺度较之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有助于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20]王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开端：“现代文学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而文学革命的精神扼要地讲来，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文)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愿望(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就是要求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21]，这段话解释了他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
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取代革命史叙事，成为重构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概念的新内涵，被研究者普遍接受。然而文学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观念，不像新民主主义论有那么强烈的规定性，它会溢出既定的现代文学的边界。例如严家炎和黄修己虽然主张将扩大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但同样接受文学现代化的尺度。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通俗文学也可以是现代化的文学。在时段的限定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严家炎、黄修己、唐弢、王瑶在是否容纳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的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但都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同样是在文学现代化的框架下，有的学者则主张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邢铁华就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从晚清就开始了，现代文学的发端不在五四，而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22]宋剑华也对以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动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主流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过程，而‘现代’的含义不能只看文学形式的演变，主要是它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更新。白话文学固然大张在五四时代，但它的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都是产生于本世纪初”，于是将从清末“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1917年这一时段都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期”。[23]
80年代后期，围绕包括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在内的文学史分期问题，曾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1986年，王瑶撰文专门讨论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他驳斥了邢铁华将现代文学起点提至1894年的主张，指出晚清的文学改革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并没有承继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晚清文学改革运动萎缩、退化和偃旗息鼓之后，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姿态，要求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现代化的一次文学运动”，是现代文学当然的起点。[24]1986年9月，专门召开了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会上王瑶、曾庆瑞、樊骏、许志英、郭延礼、朱金顺等老一代学者都坚持“五四”起点说，反对将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并，但也有人提出接近邢铁华、宋剑华的意见，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文学改良。[25]
文学史分期和断代问题引起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文学学科对自身研究格局的某种不满。虽然现代文学的起点被设置在1917年，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束缚，但1917年仍然属于五四时期，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端，仍旧不可避免地要纠缠于关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及领导阶级这一类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论辩。对新一代的研究者来说，这表明现代文学研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隶属于革命史的地位。据钱理群回忆，1983年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产生争议，官方曾试图压制不同的声音，这成了他和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动机之一，即通过把时间从“五四”提前，消解这一类政治问题，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确立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主性。[26]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7]，为此提出者特别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完整性，抽绎出走向“世界”文学、艺术思维的现代化等命题，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然而不难看出，这些特征性的描述，仍然是以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为依据的。正如龚鹏程所注意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摆脱庸俗社会学倾向的同时，又采用了现代化的历史解释模型，文学自身的自主性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28]虽然革命史范式被有意屏蔽，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却内在地支配了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29]
更有意味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图景中，“五四”所占据的颇为暧昧的位置。提出者一方面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从19世纪末开始的、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和完成的进程。[30]完整性和过程性两者之间充满了张力，表征之一便是对“五四”的叙述。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被上溯到1898年，但是这个进程同时包含了与古代文学的断裂，断裂不是发生在1898年这个作为上限的节点，而是一直持续到“五四”文学革命才告终。此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31]显然，提出者既要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往前追溯，又不愿意完全放弃“五四”的某种中心地位，于是在一个完整的文学史阶段中，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断裂期”，“五四”被摆在了一个突兀而又有些尴尬的位置上，这事实上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景内在的断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没有正面涉及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甚至有意回避“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在1898年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与“五四”作为与古代文学断裂的结束这两种叙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暴露出提出者对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问题的某种犹疑不决的态度。这牵涉到对“五四”的理解。事实上，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完整性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尺度的，像“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就明显带有“五四”启蒙主义论述的色彩。启蒙主义是80年代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框架，在摆脱革命史范式的限制这一点上，它和现代化叙事具有某种同构性，这也是两者能够共存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中的前提。但它们也有微妙的差异，较之启蒙主义，现代化叙事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这种错位是造成“五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暧昧位置的内在原因，也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五四”的处理引起了争议。从启蒙主义的视角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基点还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本价值框架与理论预设系统”之中[32]，但放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文学现代化的发端置于晚清，就构成了对“五四”的消解。[33]
文学现代化虽然为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提供了新的内涵，然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中，“五四”作为现代文学之起点的地位却开始显得岌岌可危，长时段的视野使得晚清的意义逐渐凸现出来，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学新的开端。相比之下，80年代初期研究者在“五四”内部所作的1917年和1919年的分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摆脱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期然地造成了与“五四”的疏离，这从反面提示我们，使得“五四”具有起源性意义的，可能恰恰是它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联。
同样，在主导80年代的“五四”观的启蒙主义论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一面，它诉诸集体性的社会实践从而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的一面，也同样被遮蔽了。事实上，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时候，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奠基的意义，已经被削弱了。从这个角度反观毛泽东对“新文化”的阐释和构想，不得不承认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种外部理论，但却敏锐地抓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34]，进而确立了“五四”在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的原点性的地位。
三、9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话语
1995年，严家炎在一篇总结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人们对这段文学历史开始形成新的观念——着重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这段文学所特有的现代性质来考虑，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向现代化迈进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是清末以来(也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段落”。[35]尽管作者遵循惯例，把“现代文学”理解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但现代文学作为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已不再能垄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题，“五四”在整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再具有开端的意义。不难发现，除了在现代文学的起点上还沿袭旧说，严家炎的论述大体沿袭了80年代邢铁华、宋剑华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思路，“五四”的地位被进一步淡化了。
事实上，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转折以后，90年代前期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保守主义随之兴起，“五四”的地位和意义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质疑。[36]颇为吊诡的是，正是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80年代现代化叙述刻意忽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面向，反而得以——尽管是作为反面——被再次呈现。针对保守主义思潮的冲击，王富仁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肯定和强调了“五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意义，重申“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重新确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面向，确认了现代文学以“五四”为原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构成了对80年代现代化叙事的某种反省。王富仁表达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不满，认为它“把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迁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37]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钱理群，也对这一概念中的现代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坦言在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对现代化的理解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90年代现代化神话的破产，使他不得不从前提上追问究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正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38]钱理群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显然80年代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的现代化叙事框架已经不再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