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学数学长进很快，解高等数学题轻而易举。而我几乎总是跌跌撞撞，连学百分数都很费力。
于是我开始害怕卡丽舅妈来访，因为她老是比较我们俩。
时间在继续，我们之间的比较也在继续。
通过放假时大人们的谈论，上学时大人之间的通信，我总能随时了解约翰的进步。
在这样的挑战下，我终于开始寻找我最擅长的事情。
当我发现我擅长写作时，我就用心地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置其他一切于脑后。
我只要写作，让约翰去拥有所有其他的吧。
我创作的故事，多半与科技相关，本质上是科幻小说。
都是关于火箭、航天飞机，诸如此类把人送上天的东西。
对自己的性格作了点分析后，我认识到我的这些故事就是自己愿望的延伸，我想愈升愈高，直至超过约翰·布雷尔。
在以后的40年里，有三四次我在报上读到约翰·布雷尔的消息。
他当时在做支持大型科学项目的数学研究工作。
这种职业不太会招来多少公众注意，但偶然见诸报端的报道却描绘了他一步步成功的故事，直到退休。
另有一次，有一半专栏报道了他，说他最后的工作是将太阳能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
他在波斯湾某国为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而那时，我也在自己的行业获得了成功，写了30本畅销小说，其中无一失败之作。
后来，那一年的11月，我正在一家俱乐部喝酒，等着吃饭。
一声咳嗽令我转头张望。我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小小的鼻子看上去难以支撑沉重的眼镜框架。
他叫了我的名字，显然不太自在，而我也不情愿地说是我。
自从我有了点名气后，偶尔也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
然后无论他们说什么，我总是感到十分窘迫。
“你—不—不—认识—我—我，”这个矮小男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叫约翰·布—布雷尔。我们都—都有一个亲戚，卡—卡罗琳·莱西。我过去常常听她提起你，”他笑着说。
“你知道……我一直以为，你至少八英尺高，很英俊，生气勃勃，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干。”
说着话，他的笑容扩散开来。
“真的，”他说，“卡丽姨妈写的那些关于你的信，弄得我几乎要自杀了。渐渐地，我就不愿听到你的名字了。”
听说他那么多年之后突然见到他我有点吃惊。“与你母亲过去常写的关于你的信相比，”我说，“那些信算不了什么。
每次信都告诉我你的计算题做得对。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位光辉典范，九英尺高，比罗伯特·泰勒英俊，比丘吉尔聪明。
所以，那些信是互相夸奖对方的，对不对?”
“对我来说更糟糕，”他说。
“我一向是小个子，过去总是戴着这东西。”
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
“而你呢，魁梧、英俊，还很聪明。我总得做点什么，而我能做的就是计算。我拼命取悦于他人，我几乎可以说，”他似乎有点怨恨地说，“就是因为你，我做了一辈子的算术!”
“把算术换成写作，你就知道我的情形了，”我说。
我俩相对而视，脸上挂着相同的表情。
也许，我俩都明白了，我们坐着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人生失败的人出没的地方，对于男孩子来说，无论他们现在什么样，偶尔的鞭策并非一件坏事。
我们都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两人之间的对抗情绪荡然无存。
虽然都没说话，但我知道，我们在举杯纪念我们的卡丽舅(姨)妈。
警察在大街上巡逻。
时值晚上10点，冷风飕飕，带着雨意，把城里的街道刮得几乎没了人影，
而这条空冷的大街，也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警察走在街上心想深夜万籁俱寂，不可能遇上什么麻烦，更不用说拔出别在腰间皮带上的枪了。
警察挨户地巡逻，查看门是否关好门，就像通常值勤那样，一路穿过宁静的住宅区。
在深夜的这个时刻，住宅区异常的宁静。
倘若围着它绕一圈，可能会不时地看到牙科急诊所或诸如此类地方的灯光。但是大多数生意场所都已经打烊了。
没有哪家酒吧的嘈杂音乐传到街上。
走到某街区的中段，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
或许，普通人需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警察从这样远的距离外看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警察不是普通人。
差不多20年前，在他获得警察证书的时候，他就因目光锐利而受到称赞。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幽暗的五金店门口。
警察一向他走去，那人就开口说话了。
“没事，长官，”那人安慰地说。
“我在等一位朋友。这是20年前的约会。听起来很有趣，是不是?
好吧，如果有兴致的话，我来给你讲讲。
大约20年前，这里有一家餐馆，大乔布雷迪餐馆，就在这个商店所在的位置。”
“五年前，”警察说。
“餐馆给拆了。”
站在门口的男人划了跟火柴，点上了雪茄。
他吸了一口，雪茄闪着光，
映出一张灰白的脸，一双锐利的眼睛。
他的裤子是黑色，上面有细细的白色条纹。
“20年前的今晚，”男人说道，“我在大乔布雷迪餐馆和吉米·韦尔斯吃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和他都在纽约长大。
我们是穷机器修理工，摆弄涡轮引擎，安装发电机。
但这不是我想干的。
第二天早晨，我就会上路，到西部去发财。
你是无法让吉米离开纽约的，不管用什么车，多大马力。
哦，我们倒是答应，20年后的今晚在这里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