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摘抄

时间:2020-12-19 12:35:56 读书笔记 我要投稿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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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摘抄

  1。 明万历十五年——大历史

  总体来说,万历十五年的明朝是一个提倡稳定,而不是先进生产力或力量的政府,宁愿保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以最低生产力的均衡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全国统一施行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哪怕军饷也并非直接出自国库,而是纳税人一对一地供给,这样就导致了无数的短途运输线遍布全国,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

  论及治国方略,则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中国二千年来的通病),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如果说法治的要求太高,那么至少也缺乏在逻辑意义上站得住脚的规范。相应地,行政问题也被刻意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本朝丞相的职责,然而大学士多是文学侍从出身,他们是文学家,却并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也**惯了用抽象的道德和原则去解决实际问题。道德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以戚继光为例,身为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弹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相反,海瑞则是道德的标榜,这也是申时行在海瑞被释出狱以后重新启用他的真正原因——作为政治点缀表明为政的清廉。

  帝国的统治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文官集团的维护常常需要以“责任”的名义要求个人的牺牲,比如,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因为周密的调查往往大费周折,并且由于问题之原因盘根错节也往往会导致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对文官的人事考察也同样充满弊病,而正因为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官员之间只有拉帮结派才能互相形成保护伞,人们需要这种复杂的关系和人情,来获得为政的安全感。对于文官的惩罚也常常只是杀一儆百,如果要一一查处,必然会破坏现有统治阶级的稳定性。

  同时,灰色收入也在文官集团中大行其道,因为官员的俸禄实在是微薄到不切实际,而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地方/下级官员的馈赠和礼品,宦官也自有他们的生财之道,对于这样的情况,皇帝会传旨罚俸以示惩罚,而这却会让多数低级官员连家庭开支都无法维持,然而,皇家的开支却可以不受限制。不过,人和人毕竟不一样,对“灰色收入”投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大多数人觉得合情合理无损于节操也就勉强接受了,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搜刮财富以至声名狼藉,也有极少数清高自负的人严格遵守绝对的道德观念,这三者的差别也是当时的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文官集团中,除了绝对遵守道德舍身取义的人之外,也有讪君卖直之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典当“正直的声望”这种高贵的商品。

  而文官集团内部也有很多去皮见骨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往往是按照预定步骤进行,风暴始于青萍之末,很多猜忌和指责并非完全出于事实,更多地出自于道德的加工和臆想,而获胜的唯一筹码则是是否切中了皇帝心理上的痛点。

  2。 人生不圆满

  从万历上数三代,祖父嘉靖继位于堂兄正德皇帝,正德是自小就被视为掌上明珠的独生子,骄纵成性,嘉靖则原好读书,在登极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中年以后沉迷于丹药,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他曾经收到过海瑞的《奏疏》,被指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又愚蠢,“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在看过《奏疏》后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嘉靖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万历。继位嘉靖的是隆庆,他在位5年半,平淡庸碌,然后就是万历了。

  万历皇帝

  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从小接受严格的教育训练,他的教育事务和讲课老师都由张居正统一安排,万历还是小皇帝的时候,只是按照大伴冯保和首辅的意思履行皇帝的职责,而他在位的前10年也是张居正施行新政的10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去世仅半年,就被以“欺君毒民、接贿赂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的罪状盖棺定论,万历也陷入对自己身为合格帝王的怀疑情绪中,而慢慢地,他也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开始想各种理由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坦白来说,万历并不是天性懒惰,而是实在是没有让他勤奋的理由和舞台,他也曾经有做一个好皇帝的心愿,但现实却是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与臣僚不和(偏爱三儿子常询,对大儿子常洛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他的权力也大多带有被动性(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一言一行并不被臣下绝对恭维),身边也没有一个心腹(万历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却没办法升迁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万历是聪明而敏感的,对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有自己的洞察,不轻易被糊弄,却缺乏坚强的毅力,孤立无援,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屈服不等于宽容,屈服还会想办法报复,万历的报复就是以“无为”的方式跟他的群臣作消极抵抗。

  张居正

  对行政效率的改良过度体现了他的个人意志,缺乏对社会运行的深刻理解,也忽略了管理本来就是人管人,哪怕是制度,也要借用人才能实现,过度自信的他在推行他的政治逻辑中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各种纷争,以至在死后两年被抄家清算。不过,值得一提的却是他对戚继光“无条件”地大力支持,以迂回的方式改组军事制度,用私人函件向皇帝提出建议,又把那些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申时行则要老成持重很多,很难说他没有张居正聪明,但他吸取了前任过分张扬的个性,决心当和事佬,也洞察了文官的双重性格:虽称公仆,实系主人,从而采取有阴有阳的管理方式,用恕道待人,推广诚意,维持礼仪,然而即便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无法完全置身于政治风浪之外,被卷入无数次的争端中进退维谷,尤其在“立太子”风波中,被好事者检举其两面性,终于在第11次提出辞呈的时候被奉准退休。

  海瑞

  是政治上的一朵“奇葩”,跟大多数官员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不同,他不愿意接受那些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只是空空地悬挂在那里,一定要在现实中严格照办,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被人仰慕,但却不被人效仿,所以也许更加适合在戏剧和舞台上被歌颂。值得注意的是,海瑞的一根筋性格,跟他母亲的强势也息息相关,而他的母亲或许也间接造成了海瑞家庭生活的不幸。

  戚继光

  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军事家,他的成功在于,只在现实的边界内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在改革军事制度的时候,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极致,因为颠覆式创新往往具有很大阻力,你希望极力去改变的存在也许比你自己活得还长。戚继光非常了解人的社会属性,也精通政治,在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前,还会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做到运筹帷幄,同时,他又能以不算精湛但在同时期的武将中业已出类拔萃的“文学功底”跟文官们一起饮酒赋诗,然而,与张居正私交甚密让这位高级将领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也依然没有被重新启用,最后在寂寞和凄凉中离世。如果真要说他有什么不完美之处,就是在财政和家庭生活方面略有瑕疵。

  李贽

  是一个不彻底的出家人。他剃发是为了明志,从而表明跟世俗断绝一切往来的决心,而不是真的顺其自然放下了,他很聪明,却不能忍辱,略有点骄纵,不安于卑微简朴的生活,他著书颇多,却没有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体系,即便精神上有所提倡,却因为缺乏具有实践性的操作方法指南而沦为空想,他跟大多数中国的思想家一样,只是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佛法,却没有身体力行之,顶多算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李贽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唯物的部分大概来自于朱熹的理学,理学强调格物致知,然而如何格,却并无明确的方法,唯心的部分大概来自王x明,王x明的心学强调心理上的反应,却无法避免泛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危机。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寻,历史上很多儒家学者又兼为佛门弟子,然而佛教是很难被政治所提倡的,因为担心会威胁到以儒学为根基的帝国统治。

  作者在书的最后写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腐朽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3。 个人心得

  我们常常觉得生活中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对每个选择都希望做出尽善尽美的分析从而达到最优解,而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大背景去看,也许这些选择到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外在的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很难对其施以重大影响,事物的发展和改变也有它自己的逻辑,但人是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目标的,这样才能在日常重复又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人生的意义。也许,这个目标更多地,不在身外,而在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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