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精选10篇）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书笔记如何写了哦。你想好怎么写读书笔记了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1
记得在村里读书时，一天夜里熄灯后和宿舍的兄弟们卧谈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人?或者再明确一点：中国人的特征是什么?即我们何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讨论出结果，也不会一下子就得出什么结果，因为我发现在探讨“中国人”时，我首先需要搞懂“中国”，而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我发现自己其实是所知甚少。“中国”是什么?其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间，难以散去，直到最近读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始有所明了。所谓“乡土中国”，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逻辑前提，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深刻领悟传统中国的内涵，这恰恰就是当代中国人很少触及的。通过《乡土中国》的十四篇经典文章，让我们来领悟传统中国的概貌吧。
乡土本色：礼俗社会
通常历史教科书都会指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亡更替的主要矛盾。没有土地，农民将失去生活的基本保障，除了揭竿而起，别无生路。如果手中握有土地，即使生活困苦，多数农民还是要固守这份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世代传家。农民固守土地，终其一生，很少离开。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农业聚落，即乡村形成之后，由于人口缺乏流动性，农村生活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熟悉的人，熟悉的土地，熟悉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在这种强烈的“熟悉性”下，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乡土社会中，人们因彼此熟悉而相互信任，人与人的关系并不需要契约来保障。契约的强制只能滥觞于陌生人的关系之中。于是乡土社会逐渐演化为一个礼俗社会，而异于西方的法理社会。同样的，在熟悉的环境下，人与物的关系基于熟悉而产生个别、具体的经验，这个别、具体的经验足以解决乡土生产中的问题，因而乡土社会的生产中很少需要抽象出解决问题的普遍原则。
农人固守土地而居，形成“熟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熟悉”而成为“俗”，常“习”之。这些“俗”因熟悉和信任而毋须以契约来固化，于是形成所谓的乡土本色：一个礼俗社会。
文字下乡：乡土人际交流的直接性
文字下乡运动，似乎是基于乡土社会中农人多为文盲，为传递文明而推动识文断字。其实文字的功用在于传情达意，以固定的象征体系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文字并非传情达意的唯一方式，声音、表情、动作同样可以被赋予特别的含义而成为人们传情达意的一种表达、交流方式。当空间的阻隔导致人们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文字的作用才凸现。如果空间的阻断不成为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面对面地彼此交流时，文字就不是交流的唯一方式，甚至是一种交流的累赘，因为人们很少选择现场写字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而声音、动作、表情却可以进行准确、生动的交流。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空间的相对封闭，乡村生活里的生产、生活区域往往相距不远，人们可以经常见面，于是交流上使用文字也就不多，使用声音、表情、动作来直接交流更符合乡土生活的特性。所以乡土缺乏文字普及，并不是因为乡村“不文明”，而是因为“非文字”的交流途径是乡村生活自然演进的结果。直接的交流远比间接交流更为实用。
所以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反而是乡土生活的特性所致，因为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
再论文字下乡：乡土文化的口口相传
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的集体文化需要积累和传承，途径就是所谓“时间的桥梁——记忆”。记忆的完成，在乡土社会中，靠以声音表达的词语，而不需要文字就能完成，这是口口相传的方式。乡土社会中的人，世代间的生活形态差异不大，人生经验更多的是一种反复，每一代都是相似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历程。整个乡土社会由于相对的封闭性，社会文化的变迁不大，乡村生活简单而重复，文化的积累靠语言足以传递。
乡土社会的静态性，世代经验的重复性，使得乡土文化的总量相对有限，传承靠口口相传足以完成，没有用文字来完成传承的普遍需要。只有乡土社会发生变化，社会文化急遽变迁时，才会真正产生文字下乡的需求。
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的推浪格局——重复交错的人际网络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生活里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各种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属性。认识一个社会，必然要求我们了解这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
在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团体划分。团体界限分明，团体内的人享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团体外的人与此无关。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格局，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团体格局”。在东方传统社会下，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呈现为另一种格局，费孝通先生将之概括为“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呈现为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以个人为中心，是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中心势力越强，同心圆的层次和范围就越广，与其他同心圆的交错重叠也越多，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简单说，差序格局就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推浪格局。
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是有区别的，前者界限模糊，后者界限分明;前者以自我为中心，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只有己，克己乃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后者讲求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界限分明的是团体，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团体亦不能侵犯个人的权利。团体格局体现为很强的组织性，差序格局表现出很大的分散性。“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总之，乡土中国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就是以己为中心推衍出的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团体道德VS私人道德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
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可以理解为“团体格局”，西方道德观念就建筑在团体与个人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在团体内，每一成员人人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个人不能侵犯团体和他人的利益，团体也不能侵害个人的利益。团体能够存在的前提就是团体必须是超越个人的“实在”，由此团体道德的核心就是权利的观念，即团体内人人生而平等，同时团体不应侵害个人，并由此引发宪法的观念。西方道德体系中的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来自于西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构格局——团体格局。
东方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外推构成的一根根私人联系网络，团体的影响微乎其微。由此乡土社会难以产生团体道德，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中，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这里的道德以私人关系为基础。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须依据私人间的关系亲疏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乡土社会缺乏“团体”，也就难以产生“团体”的道德;由于团体乃是超越个人的“实在”，乡土社会也就没有产生什么“超人”的道德。宗教就是一种“超人”的道德体系，而乡土社会呈现为一个非宗教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统领所有道德的“仁”是模糊的，不能理解为 “超人”道德，内涵模糊的“仁”与界限不分明的“天下”，是乡土社会的特点。在乡土中国，“仁”的探讨不在宗教而在哲学，所以乡土社会虽非宗教社会，却是一个哲学社会。
家族：绵续性事业社群
有人说乡土社会也有团体，比如家。其实就社会结构的格局而言，西方社会与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东西方同有的“家”，在结构上和功能上也有极大的差别，反映出社会格局差异所导致的差别。
西洋的家庭是团体性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是由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这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来承担，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内。
乡土社会的家庭呈现出很强的差序格局的特性。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一定的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该原则就是沿父系单系传递，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人类学认为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即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称为家族。家族有生育的功能，亦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绵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长期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家族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而非横的。家族中的家法排斥私情的宽容。
中西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间有着矜持与保留，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决定了这一切。
男女有别：社会关系的稳定
感情发生在新反应中，这新反应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尝试或旧反应的受阻。新反应经过不断反复而被适应之后，感情就会逐渐平静乃至淡漠。感情即所谓激动，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就须避免激动，防止感情的发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大表征，就是感情的淡漠。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而感情的淡漠本质上也是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当我们说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大表征就是感情的淡漠时，也就是说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了解。
浮士德是两性情感的象征。两性关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会愈深，求同的阻碍会愈强大，于是创造力和变革的需求亦愈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浮士德精神即在于不断地克服阻碍，也不断地发现阻碍，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没有终点和结果。浮士德精神的泛滥会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所以浮士德精神在破坏社会的基本事业。
乡土社会是一个孤立的小天地，在这里，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是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阻碍的。同代人之间可以面对面直接地交流，而每一代人生活的周而复始，使得年长的人同样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年轻人可以年长人的过去为生活的蓝图。在这样的环境下，唯一能阻碍人们了解的是性别。异性的隔膜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于是异性之间难以达成了解，也就成为感情的源泉和动力。
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所要的是原有社会关系的稳定。这要求异性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乡土社会拒绝浮士德精神，男女有别被固化。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个绵续性事业社群，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单系组合更适合于完成社会事业的需要。
缺乏两性间求同的努力，也就减少了一个无限推动社会关系异动的可能，从而减缓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不去追求理想，而将天国现世化，以现世为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男女的鸿沟由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从教化中养成的内在服膺
西方社会是一个法理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因为西方社会从最初的狩猎文明演化而来，部落军事会议的传统就是协商，其契约的传统得以延续，在社会变迁加快之时，人们更需要以契约精神加强合作，由是西方成为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也是一个礼治社会。因为乡土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人固守土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自然经济可以使人们之间不必强调太多的合作。“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前人的经验既可作为今人的经验，社群周而复始上演着相似的生活场景。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感，使人服膺于传统。服膺于传统，即礼;礼即合于式。
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权威性使人产生敬畏感，人们出于内心的服膺以传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无讼：礼治下的教化
在乡土社会，礼治的推行在于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传统的服膺。在教化中长成的人们对礼是熟知的，这种熟知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周而复始。如果礼的秩序被破坏，解决纠纷的主要目的乃是完成教化。乡绅的调解也好，官府的折狱也罢，都指向了教化的加强，使礼的秩序得以维持。既是为了教化，那么乡绅就足够了。所以乡间以折狱为羞，尽力避免闹到官府，官府的“各打五十大板”，是教化中的一种体罚。
法理社会中的法治，不以教化为本，其目的只在于明辨权利。在变迁加剧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的合作交往赖于契约，契约的内涵就是权利的分明，非如此不得合作成功。
法治抑或礼治，取决于社会变迁程度。社会变迁加剧，人口流动的冲击下人们相互不再熟悉，人们的合作只能以契约来维持。差序格局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主要地呈现为一根根私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熟悉的，也可能是不熟悉的，但一定是附着了权利意识的。礼治下的教化已被淡忘，法治受私人联系程度的影响而或张或弛。
无为政治：皇权的松弛
政治权力分为两种，一种完全靠暴力维持，是横暴权力;一种根据契约而产生，是同意权力。同意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合作，横暴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诱惑。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的运行使人们除了盐铁之外很少有交换的需要，于是社会分工合作的空间有限，同意权力的空间也就极为有限。自然经济的产出是一定的，产品的量有限，仅能维持农人的基本生活，于是横暴权力产生的空间也就有限。
在这种局面下，乡土社会中皇权的存在几乎只是名义上，乡土生活的主流是自治，即礼治社会的自发运行。阶级斗争严酷的时期只是王朝的末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乡土自治(以乡绅为主)是乡土社会治理的真实面貌。
长老统治：教化性的权力
在乡土社会中，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产品有限，由此所导致横暴性权力的基础是薄弱的，表现为皇权的松弛。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遵循传统，遵循成法就足以保证生活的顺畅，所以没有必要以契约来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合作，所以乡土社会难以产生同意的权力。
乡土社会一贯稳定，这一稳定更多地源于稳定的文化，而非“横暴的政治”或“民主的政治”。文化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这种规范的推行，依靠教化性的权力，教化性的权力不是横暴的，因为教化的目的并非为获取经济的利益;教化性的权力也不是民主的，因为文化本身也不需要新生代的共同意志来同意。
乡土社会中的权力，既非专制的亦非民主的，而是教化性的。乡土社会在长幼之序的规范下自然产生宗族长老，宗族长老行使教化性的权力来维护乡土的稳定。
血缘和地缘：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水岭
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社会，人口流动性小而变迁缓慢。维持社会阶层结构稳定的方法就是生育继替，即以血缘关系来确定社会各阶层的继替。在乡土社会，在没有比血缘更可靠的继替规范了。
在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依附于血缘关系。家族的一部分人口固定地居于另一地域时，该地域成为家族的所在地，来自该地域的人也就与家族有了或远或近的关系，于是地缘就出自血缘的投影。血缘的投影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祖籍。在乡土社会中，不依附于血缘的单纯的地缘关系往往很难获得承认。
由于血缘的关系限制了冲突和竞争的发展，所以血缘社会中商业很难发展。纯粹的地缘关系由此可以借助商业而发展。因为纯粹的地缘关系已经剥离了血缘的投影，人情问题不再成为商业发展的限制。城镇是因贸易而产生的人口聚落，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独立壮大的社会关系。
血缘关系是乡土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名实的分离：乡土社会的缓慢变迁
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乡土社会也是在变迁的社会，只是变迁的速率相对较为缓慢。
乡土社会中的长老权力是稳固的，但为了应对社会缓慢变迁的需求而产生了名与实分离的现象。即承认或说维持形式上的长老权力意志，而在内容上加以注释和曲解，从而实现改变。名与实的分离，就是乡土社会的变迁，乡土社会的变迁，就表现为名与实的分离。
也许名与实的分离，就是缓慢变迁的代名词，当代中国社会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名与实分离的代表。
从欲望到需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人类的欲望经过了文化与自然的淘汰，到乡土社会时代，欲望暗合了人们生存的条件，于是在乡土社会人们可以依了欲望去生存。然而社会变迁使欲望不再是人们最后的动机，人们最后的动机是理性的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里程碑。
乡土社会运行的过程就是欲望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欲望的实现是乡土社会运行的内容。乡土社会中的欲望的已经自然和文化的筛选，契合人类客观生存条件的欲望才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得以积累。从“欲望”到“需要”，就是从自发到自觉。乡土社会是自发的，缓慢变迁的，也是稳定的;现代社会是自觉的，快速变迁的，也是不稳定的。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2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
费孝通称之为长老统治。
说得好像农村简直不需要进化、不需要新生事物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新变化总会有，只是很慢而已。老人总不希望变，对新事物要反对，要压制。下一辈在遵守祖训的同时总要冒些另类的想法，但是又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养成“美好的德行”，就不能针锋相对来犯上作乱，必须保持恭顺的妩媚样子。这样，就诞生虚伪，就偷偷摸摸干移花接木的事情。表面赞同，实际反对，表面继承，实际修改，你定你的标准，我做我的解释。看起来祖宗之法还占着神龛享受膜拜，实际上后代的蛀虫们正阴险地一点一点侵蚀它的肌体。也正因为矛盾是靠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调和，所以变革的节奏缓慢。也正因为变革节奏缓慢，才产生了这样一种温柔的调和方式。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别说一般无智识的农民大伯不动脑筋地在链条上依次运行，就连高层知识分子、尊显的皇亲贵族也在不动脑筋地跟着运行，这是整个社会的特征，整个社会的内涵。谁能逃逸于空气之外，呼吸于无空气之乡呢?
自汉朝以来，孔子的儒学被统治阶层奉为至宝，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圣经，历代不求变革，唯恐不能洞悉孔子的原意。直到清代，儒家学说老而弥坚，不经历风雨却天天都是彩虹高挂。中国的王朝不断更替，后来者尽管对自己的敌人老辈子口诛笔伐，可是待自己上位，还是诚惶诚恐地照抄原文，用前代的印版印自己的朝廷。一乱一治地复制不停，社会还是老样子，换了姓名不换制度，犹如乡村换个村长，也只会用前人的方式拿锄头。北方陌生的草原民族数度入侵以至淹有全国，本来这一股陌生的力量没有儒家的传统血液流淌，可以不必用前朝的印版，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印版，于是面对中国广阔的农村手足无措，“英雄入彀”，立刻从征服者摇身变为奴仆，主动接受中国长者的传统教育，戴精美的中国枷锁，做稳定的中国国君。这一条，为中国史家颇感自豪，因为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超强的魅力：军事上屡屡获胜的暴发户，在政治上、思想上无一不投入中国老当家的怀抱。的确，不求改变的传统中国社会把力图改变的外来野蛮人给改变了，最成功的改变就是把他们也改变得不求改变了。在欧洲，野蛮的日耳曼民族冲跨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促成了新鲜的封建制度，因为罗马帝国没有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农业;在中国，最嚣张的蒙古铁骑也被驯化成温柔的绵羊，因为中国有天下最伟大的农业。
再看看知识分子都干了些什么。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中国思想界虽然也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是纵使历史给了这些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时间，也还是没有一个出息得可以和孔子齐名。相比孔子，后世这一切的人才，都只好二流就座。因为这些著作等身的思想家们，其实只好被称作翻译家、训诂学家，他们之中绝对没有革命家;翻译家、训诂学家注重的是准确地反映本来的意思，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当孔子肚子里的蛔虫。孔子思想能够经久不衰，一本《论语》能够在几千年后为我们耳熟能详，正要托这些翻译家的福。为什么不能违背他老人家另起炉灶?为什么两千多年时间不能产生另外一种学说?为什么两千多年时间没有人怀疑孔子的牌位有没有放对位置?为什么再也没有百家争鸣?放入农业社会这个大背景，就不需要再问这么多为什么了，当全社会都用农民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切的为什么都是危险的，一切的危险都是可怕的，后果很严重。谁还居然会想到这里居然存在一个“为什么”呢?这么一个传统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自然这是一个需要维持的传统，不能反对的传统。当然，社会在发展，新思想自然也要发生，翻译家们采取的方式正是乡村的后生的做法，小心谨慎地在为孔子作注的时候不着痕迹地掺入自己的想法，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就算根本和孔子唱反调，还说最接近孔子的原意。这种一点一点的渗透，有的时候也会骗过他本人，以为自己真地洞悉了孔子的心声，可以为之代言;有这种感觉的思想家，常觉得自己是有大成就的思想家。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渗透，使得儒家学说在缓慢但是不间断地发展，有着越来越丰富而精深的内容;同样是因为这一点一点的渗透，使得革命不能发生，儒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儒家。
乡村社会有多慢，政治社会就有多慢，思想社会也就有多慢。传统是一切的中心，是人民心中的圣碑，那最有资格代言传统的长老们，自然就是圣人，有不可置疑的权威。乡村的老人、宫廷的老官僚、学院的老学究因为把传统守得最老，所以最为人敬重。整个社会的任意角落，都弥漫传统的触须，稍有反叛即被它缚住，吞入口中，消化于无形。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借着传统的强大力量，保持着稳定，可以长期绵延，建成一部完整的，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衰落，有结束的整个过程的封建史，建成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封建史。农业在此立下大功。可以想象，没有19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没有西方文化的大获全胜，中国要想在20世纪繁衍出资本主义运动的风潮，繁衍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要想发生对于封建时代的全盘否定，那是何等艰难!
当今中国，无可争议已经认可并诚心地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新风尚。但是几千年农业文化的滋养，诞生的眩目的光芒，很容易让人骄傲，“很有面子”。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畅谈四大文明古国的荣耀、四大发明的卓越、文明延续数千年不断的个性，以及汉唐引领世界的风骚，每每有依依不舍的情愫。的确这一切的宣讲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向心力。但是要警惕自己，别做了翻译家，别迷失在传统的光芒中，思想家一个人的迷失，常常会导致众多人的迷失。要切记：固然我们的'传统中有值得骄傲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传统中有更多值得惋惜的东西。为什么连绵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仅仅只奉献了四大发明而没有更多?为什么我们那么发达的农业始终催生不出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为什么有数千年雄厚基础的大帝国会被区区小国轻易超过?……有很多会让我们觉得很没面子的为什么呢!要切记：后生可畏!更要培养可畏的后生!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农业大国的形象，要褪掉农业文明的神光，降低农业的比重，减少农民的成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文明的背后隐藏的诸多弊病。但是，也许对于农业思维的顽固存在，我们的认识还没那么明确。“听话的才是好孩子”，这样的思想，起码现在还占着统治地位;在广阔的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思维观念仍然悠悠然、施施然地捋胡须教训着后辈。更重要的是，改变这样的思想，别再让它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别再让后辈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小动作了。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3
在阅读《乡土中国》的同时，正在学习有关社会学的内容。故将两者结合起来，粗浅的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感悟。中国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某些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带了些许“后现代社会”的意味。最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发展完善后的“后现代社会”几乎是从封建社会到现在，这个社会的最初与最末。所以，它们在社会特点、家的概念、秩序维护和个人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通过对比两者，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初尝者能体会到社会发展的剧烈性。接下来我将从社会特点与家庭观念来进行对比。
1.社会特点
《乡土中国》中写到“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受到土地的束缚”。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的百姓从事农业耕种。他们直接取资于土地，生活、工作都围绕一块土地展开。他们之中，除非是通过科举，大多数人一生都将奉献给这一片土地。根据贝克的抽离和嵌入理论，我暂且将这样的工作方式称为不再“抽离”的“嵌入”。而后现代社会，却是“流动的再嵌入”。首先，可供人们选择的职业形形色色，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职业见进行转换，导致“流动“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的高度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大化。比起高薪，人们更注重职业的自由度，比起，传统的，所谓的“正经”职业，人们更愿意从事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在保障人们与传统职业相差不大的薪酬的基础上，给予人们更多私人化的空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比起第一现代进一步模糊，就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与乡土社会的耕种的工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所谓自由职业，自由当然是核心，这也是人们长期“抽离”甚至可能不再“嵌入”的原因。
由于土地的固有属性，农民们难以发生流动。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对于周围的不管是环境还是人，都无比的熟悉，这样的看来，乡土社会又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都有一种天生的联系。但后现代社会却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流动性”，“个人化”趋势的发展，人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虽然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公共空间，但这些空间是“公共但不公民”的。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将现代的“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分为四种类型——排异之地、噬异之地、非地之地、不存在之地。这四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都有多人参与，且都是为相似的目的而聚集，但参与的人之间却没有也没有太大必要产生关系。。
从以上两点来看，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是一个极度稳定甚至固化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是个典型的陌生人的社会，它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2.家庭观念
乡土社会的家族观念极强，大部分事情都在家族内部解决，官府一般会止步于家族门前，将更多的自由空间留给家族内部。上文提到，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围绕土地展开，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当一个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原来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大家庭的维持，精神支撑的情况。
后现代社会的极度个人化，让家庭观念逐渐消失。首先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一个个的小家庭，家族的概念几乎已经消失。其次，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人们更注重自我生活的品质，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和照顾基本止步18岁。之后，孩子会搬离家庭，通过国家贷款继续学习和生活。中国社会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现代家的观念虽然远不及乡土社会，但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约束相较于西方强了许多。但许多社会学家观察到，现在中国的家庭观念有向西方靠近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孩子远离父母到其他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有些父母不在长时间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而是更多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如继续学习或者周游世界等。
几年前，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家庭观念太强，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倡导大家学习西方模式。但近年来，随着家庭化的消解，个人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家族观念真的无可取之处吗？
在我看来，家族观念增加了社会的温情，·让大多数人不至于失去奋斗的意义。个人化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满足了人们个性发展的需要。但极度的个人终将让社会失去温情，这样的社会就像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能继续运转下去，却难免发出沉重的哀鸣声。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种模式更好，但在个人化趋势无法阻挡的现状下，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地去维护家庭的温情，不要让自己变成仅为自己的“机器”。
仅谈及社会特点和家庭观念，已经可以看出乡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极大差异。但此处人有许多领域值得探讨，过程中你将获得极大的惊喜。
处于向后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中的我们，再次回望“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将有不同的思考。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4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归往何处？
“生于斯，长于斯，终老是吾乡”乃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似乎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所谓的“熟悉”社会中：生活在为土地所囿，在一个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正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因熟悉而得到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而这种因熟悉而得到的信任，并非是契约精神的重视，而是对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样的礼俗社会，是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因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称之为“有机的团结”。与之相对应的是法理社会，“机械的团结”，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常说乡下人愚，究其原委，并非是智力不如城里人，而是缺少适应城里社会需要的知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乡土社会，空间阻隔小，面对面的群组并不必要求助于文字。
那么除了空间阻隔，还有就是时间阻隔了，比如个人的今昔之隔，社会的世代之隔。
在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的阻隔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谁也不能剪断时间，像是一条水，没有刀割得断。但是在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时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
差序格局：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多动用的圈子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死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的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范围能收能放，比如，我们如何来定义“家”的大小？与之相对应的团体格局，所谓“西洋社会像捆柴”，团体之间是有界限的。
在差序格局下，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中，每个人都“克己复礼”。而在团体格局下，尤其是宗教观念，每个人在神前平等，神对每个人都公道。
家时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而不是横的。
关于礼治与法治：礼治是”教化“，修身克己，其维持力量不在外部权利而是身内良心。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改革以适应法治的推行，防止法治的好处未得而又破坏了礼治。
权利的分类。横暴权利和同意权利。横暴权利时指社会冲突，上下之别。而同意权利是源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
教化性权利乃是以稳定的文化传统作为前提。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的嫁衣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来说又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的过程。
长幼之序时教化权利所发生的效力。当文化不稳定时，传统办法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利必然跟着缩小。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长幼之序。”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5
《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一、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为了这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证，农民只需要气候正常，不需要技术革命；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别出心裁；只需要求是，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不得不佩服费老对这一点的精辟解释，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以及本着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怀是很难有这样独到见解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三、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这就是费老在文中解释得差序格局的经典形象，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
四、家族、男女有别
费老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费老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乡土中国》这本书不厚，也就104页，但是这短短的百来页文字去很好地剖析了我们国家最基础的社会，当然我们现如今所处的社会已较费老的那个年代相差甚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来解释我们当代的某些社会想象，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这堂课的指定书目里面将这本书归为历史类的原因吧。有人说要认识中国就必须先认识中国的农民，而要认识中国的农民，就不能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很赞同这个观点。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6
《乡土中国》我连着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很畅快，费孝通先生把许多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但从来没有去深入思考过的事物与现象都讲出来了，并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语言平实，然道理深刻。无论是前言中简洁谦虚的说明，还是正文中大胆朴素的讨论与深入浅出的讲述，抑或是后记中先生对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何去何从的分析，无不让我为先生的学识、治学态度、洞察力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所折服。
所以一遍读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又从头读了一遍。这一遍我慢慢感悟到了这14篇小论文之间的关系，也在脑海中慢慢搭建起了这种“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体系”。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费孝通先生提到这本小册子不能说是完稿，只是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我想，如果非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用先生常在书中提起的一句——“生于斯，死于斯。”
这句话乍看只是个表面现象，为何用它来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呢？且听我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
首先，“生于斯，死于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横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自出生起就定居在一个地方，所见之人、所遇之事皆是熟悉的；二是纵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且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不会搬迁。这是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安土重迁，也可说就是“乡土”一词的来源。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理解先生提出的各种概念观点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
譬如先生所论述的文字下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横向上看，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文字是间接的说话，那么既然可以面对面用语言直接交流，又何苦多此一举来用文字呢？甚至连语言有时都显得累赘了，在熟人中，我们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指石相证”。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紧跟着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季节与季节的变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代如此。“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粘着，时间里没有阻隔，个人的个别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须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这样的社会里，记忆是多余的，记录也就跟着多余，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了。
又如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就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从横向上看，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事物都很熟悉，而从熟悉里得来的个别认识就足够他们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这样的个别认识我们称之为经验。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不大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于是经验得以累积和传承，成为了传统。传统足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人们于是对传统产生敬畏，毕恭毕敬地依着传统行事，礼治也因而得以维持。维持礼的力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传统规则的服从，并且慢慢将这种服从内化为了自己的习惯，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克己”，而非“依法”了。
也正是因为传统的权威性和人们对传统的崇拜，乡土社会的生活可以看作是接近于完全由传统所规定的。先生于是提出了一种发生在这样的社会里的权力——长老权力。长老权力并非政治权力，而是一种教化权力。就如前文所说的，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里，环境总是代代如是，年幼者正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年长者已经遇到过的问题，年幼者总可以通过请教年长者来解决问题，年长者也就因此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了。
无论是从横向上理解还是从纵向上理解“生于斯，死于斯”这句话，我想都没有词能比“熟悉”与“稳定”更好地概括它的直接结果了——从熟悉里得到信任与经验，在稳定中形成传统与教化，这个“熟悉”与“稳定”就是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之基础了。
乡土社会虽是“熟悉”而“稳定”的，但并不代表它是完全静止的，只不过它变化得很慢，慢到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正是这样安定的社会以及从中衍生出的长老权力，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变迁方式，作者称之为“注释式”。长老权力不容反对，“注释”维持了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了变动的内容。如此一来，名实分离，既尊重了传统的权威，又满足了变迁的需要。
至此，我不过是照着自己的思路，拣了一些内容谈了谈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当然也可能存在偏差，顶多算是我自圆其说解释自己为什么用“生于斯，死于斯”来回答“乡土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生于斯，死于斯”不仅仅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表面生活状态，更牵扯着文化传递、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等一系列社会要素。
仅凭上文的论述，书中的许多内容我无法一一详述，理解上也很浅薄和局限。例如上文所述“礼治”的社会规范，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结构以及依着社会结构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这个角度来理解。先生提出了一个形容乡土社会中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即使是在“生于斯，死于斯”这样熟悉而稳定的社会中，其内部的联系也并非均匀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一个差次，也就是伦，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推开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每条路线都系着不同的道德规范，遵守这种种规范就称之为“礼”，所以这个“礼”说得具体些便是指伦理纲常，再具体些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孝”“弟”“忠”“信”等一系列的道德要素。因而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克己复礼”了。
《乡土中国》自1948年首次出版至今已有整整70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裹挟下，乡土社会一直发生着变迁，许多东西随之消逝，也有许多正在兴起。一方面，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丰富多彩，充满挑战、机会和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人们。山里的孩子渴望随着读书声飞出大山，从小以泥土为游戏的孩子正努力用笔替代锄头，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追求向往的生活。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农民工问题、拆迁问题等种种问题。无论是自愿走向城市，还是被迫与土地分离，乡土社会都渐渐地被人们抛在了越来越远的身后。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曾经的田野矗立起了高楼，即使在仍然以农为生的地方，通信、公路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也已延伸至此，手机、互联网、智能终端在乡村得以普及。文字下乡、法律下乡、国家机构下乡成为常态，意味着“无为而治”“长老统治”等等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与意义。我们最终从礼治走向了法治，从血缘走向了地缘，从欲望走向了需要。
只是蓦然回首，人们又纷纷开始感叹起乡愁。上班堵车时汽车的尾气让人们怀念清晨新鲜的空气；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怀念“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变幻莫测的世界让人们怀念与泥土为伴时安定而平和的日子；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让人们怀念熟悉温暖的面对面社群……可惜，即使是集体式的回望与怅然，也注定阻碍不了由每个人共同推动的社会变迁。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意味着陷入了市场的怪圈，故乡却已成了回不去的地方。终于，“生于斯”不过是上天注定，而少了“长于斯”，“死于斯”也只剩可怜的一点乡土情结了。
毋庸置疑，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正在瓦解，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思想皆在变化。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偶尔怀念过去也无可厚非。惟有不忘来时之路，方能实现未来之梦，从不停歇的前进是不合适的，就像现在，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人情淡漠的问题恐怕还需我们停下来从乡土社会中去悟得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正在走出乡土，《乡土中国》一书也永远闪耀着它的价值，呼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之对话。
因为是作业，写的确实有些冠冕堂皇了，所写内容也参考了很多文献，不过还不至于虚情假意，对先生的敬佩也是发自内心的。
尚未读这本书之前，书的名字丝毫没有引起的我的兴趣，听起来就像是介绍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这般。读后，却令我有些激动了，写得真实、深入，如果没有一双“慧眼”和怜悯之心，一定写不出这样的书。
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先生那样把事物看得真切，看得透彻，不过不知道还要磨练多久呢！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7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全书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向读者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盘根错节的组织关系。本人有幸阅读了费老先生的作品，并有所感触，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作者在这里定义了土地的重要性，我们以农业为生。农民向土地索取生存所需，所以敬畏土地。农民聚集在一个空间内，无需具体的规范、原则，更习惯于通过超越语言地形式形成习惯，放在时间维度来看也就是礼俗。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是没有法律传统的，传统相比于现代社会更为重要。因为，乡土社会中社会变迁小，农人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越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说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了礼俗、好古的乡土社会特点。乡村之于革命，是革命的基础和动力；而革命之于乡村，则是千年乡村秩序和乡村生活的大颠覆。在革命的逻辑中，这种颠覆是历史的必然，合情合理；但在中国传统农民生活的逻辑中，则是对现有的信仰、原则和传统的背离或放弃。因此，现代革命进入乡村的最大问题，是农民能否有决心背离传统，亲近革命和接受革命的问题。这正如黄琨研究所发现的：“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与通过暴力手段进行强行改造相比，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人民的立场，保护着人民的利益，想人民所想，这样才成功地突破了这个千年传统所积淀出来的心理和精神的“防线”。
而其秘诀在于：在努力使乡村成为现代革命的舞台，使农民成为现代革命的力量同时，也用现代革命的逻辑改变乡村，改变农民。简单地说，就是把革命动员与乡村的革命性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在乡村改造中动员农民；通过动员起来的农民实现乡村改造。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8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我进入大学后课余读的第一本书。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涉足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一大类学问很是陌生，书读得不是太顺利，加之日常学习和时间的安排上不合理，一个学期快结束了，我总共才读完了前3章。对此，我感到非常羞愧，费孝通老先生的“差序格局”都还没有读到，真是惭愧万分。不过，我还是会利用课余时间把全书看完。
然而，只这前三章，就已让我获益匪浅。读完以后，我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世代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身上的一些性格和特质，这是我以前不曾知道、也不曾想过的。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大师的著作没有资格做评论，在这里仅就《乡土中国》的第一章《乡土本色》谈一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和感悟。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47年根据所讲“乡村社会学”写成《乡土中国》。本书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关于“乡土中国”这个概念，费先生在书中指出：“这里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乡土中国”是中国特具的一种体系，它包含在具体的百姓生活里，老百姓遵循它而生活。
在第一章开篇，费先生开宗明义的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为“乡土中国”下了定论——中国社会的基层（基本）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
在这一章，先生着重阐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乡土的本色是什么。我把它总结概括为下面的四点。
首先，在习俗上，乡村人和其居住的乡村有着很强的传统性，而且这种传统性很难被改变。也就是说，在乡村居住的人都有一个“根”在身体里边。这个“根”，这种传统性是源于人们世世代代和泥土打交道而形成的。比如费先生讲他妈妈给他一包家里灶上的泥土，让他在想家的时候煮一点吃。这种方式现在看来很荒谬了，但对世代与土分不开的农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就像余光中先生在《乡愁四韵》中写的那样：“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漂泊在外，思念家乡，想到的一草一木都散发着乡土的芬芳，乡土跟母亲又紧紧联系在一起，泥土是母亲，母亲就像泥土。从中可见从农村走出去的中国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对踩在脚下的泥土的强烈依赖和深厚感情。我们常说“落叶归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在旅途，哪怕海角，哪怕沧海桑田，心中日夜萦绕着的永远都是故乡，永远也放不下扎在心里的这个“根”。这个情结可以说是所有传统中国人的一种特质。像美国就不行，美国的居民是从世界各地移民过去的，才两百多年历史，没根！所以说，“土”在我们的文化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说的传统性，很难改变的，它源自农民们（当然这是最初的发源、基层，后来扩大到不仅是农民）对泥土的依赖。
这个传统性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第一点，农民以种田为业，天天与泥土打交道，自然而然产生了感情。第二点，农业是世世代代的工作，从上面不知多少代一直传下来，几千几万年，一直延续下来，不曾断过，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体，一个脉络。满足这两点，传统性就逐渐产生。这是个长久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
中国乡村的第二个特征，我总结为不流动性。费先生在书中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因为种地的人的地是不容易搬动的，你需要一年四季守着你的“一亩三分地”，有许多农活要去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口不流动的特点。一个家族的人住在这里，那么他的后代一般也会在此定居。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农村的姓氏。虽然不断有外来人口的迁入，但这只占少数的比重，微乎其微。所以看家谱，上面一代一代从上到下，还是同一个姓占主线。如果一旦到哪一代的哪一家突然改姓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一支断了，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农村里现在依然很重视这个。所以，你不出去，别人也很少进来，这是不流动——反映到生活起居上就是“安土重迁”这个词。
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第三个特性——聚村而居。聚村而居——村与村之间相互较为孤立、隔膜。上面说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上说的，这个是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上说的。两者有一定关联，我认为是有点因果的关系。因为村子里的人世代定居，不怎么流动，因此导致村与村的交流、联系变少了，村子就孤立存在了。这有些像国与国的关系：可以合作，但都自己独立。
聚村而居的原因，费先生讲得很明白，也很有道理：“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件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由于大量的聚村而居，因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每个地方有各自不同的风俗。即便在同一个省内，也会有所不同。我是山东人，山东省内一共有17个地级市，各市无论是语言、居民的性格、还是生活习惯、风俗风貌，都有很大不同。你要我讲一讲山东话，什么叫山东话？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对。山东话多了，每个市的话都不一样，你叫我怎么讲？要我讲，我只会讲莱芜话，还讲得不好（从小就说普通话，莱芜话一直没学好）。莱芜市和泰安市，这两个城市是挨着的，口音上却有很大差异。莱芜话音调较平，很少有儿化；泰安话音调起伏较大，儿化音更多一点。济南和烟台，口音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性。
第四个特征，我称之为“熟悉”与“规矩”。亦即约定俗成。这个比较好理解。农村正是由于它的不流动性，人口性质很少发生变化，“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因此，许多习惯就慢慢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了，这又叫作规矩。“规矩不是法律，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我的老家我回去过一次，在那里我看到，一家结婚，大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去参加、去吃酒席；一家死了人，差不多全村人前往悼念。这种自发的不假思索的行为完全是源自长年累月的熟悉，这不是规定出来的结果。
以上便是我对于费孝通先生所论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的一些理解和想法。这四大特征，回答了什么是乡土的本色。尽管本书我只看了很少一部分，但对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我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对不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分析，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端，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9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奶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做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
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棉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然和主轴一样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乡间调查时特别注意过这问题，后来我又因疏散下乡，和农家住在一所房子里很久，更使我认识了这事实。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功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
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奠，那是军礼。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互相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但是传统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时间过程中也会进入长老的地位。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亲子之间，或是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传统自身慢慢变，还是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这种社会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所引导出来的行为是不是总和人类生存的条件相合的呢？这问题曾引起过很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如果从上面这段话看去，不免觉得人类的欲望确乎有点微妙，他们尽管要这个要那个，结果却常常正合与他生存的条件。欲望是什么？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10
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从芬芳的泥土中走来。因此，我们有了故乡情结，我们企盼落叶归根。
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著《乡土中国》一书中详细、理性地解读分析了我们与乡土亲密细腻的感情与关系。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你走多远，身居何职，都脱不掉骨子里的乡土气息，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因此有了虽身在都市高楼大厦里的达官贵人，仍然手持小铲侍弄几盆植根泥土的花花草草，更是奢望能在闲时，自己拥有哪怕巴掌大的一小块土地种点蔬菜，来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普通百姓更是对家对土地无法割舍。
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根据只言片语，苦苦寻找祖上曾经住过的一孔破窑洞或埋葬老祖宗的一捧荒冢；沒文化的老农在老屋拆迁时，死死地抱住院里的一棵老树，老泪纵横，不肯放手。
“能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金。”
受乡土情怀的影响，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也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思想哲学认为，凡事都是对立的，非此岸及彼岸，中间有条无形的鸿沟。我们的哲学思想总体是中庸的，讲求包容，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相依赖。阴阳学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阳中抱阴，阴中含阳，相辅相衬方能源远流长。这与我们早期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是分不开的。
故乡和土地永远是我们内心最可靠的依托和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脚步。我们抛弃山青水秀的美丽家园，挥手告别对我们忠诚奉献的土地，一窝蜂似地挤进陌生而又拥挤的城市。钢筋结构，水泥硬化，与泥土一刀两断。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高空鸟瞰，和密集型养鸡、养猪场沒什么区别。呼吸着不知从那里冒出的被污染的空气，吃着不知怎样生产出来的不时被媒体报道加了什么“氰"，或者什么“氯"的垃圾食品。
我们密集型生活方式和现代化企业加工产生的污染，为病毒和细菌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
我们的思想也因生活环境改变而改变。沒有了往昔乡村泥土中的朴实与亲切。
为了优越，拼命地比拼。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外卖小哥累死在送餐的路上，得到的只是2000元人道主义的施舍。留守农民辛勤劳作，换来的是，老人有病看不起，娶了老婆又离异，剩下子女无人管。
现实在狂扇农耕文化中“勤劳致富"的嘴巴。
我们嘴里反复念着不忘初心，我们为什么要在路上狂奔疾走？答案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许多人怀念过去，厌恶当下，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许多刚从高校毕业的低层知识分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踟蹰徘徊，迷失了方向。不知未来在何方。人类在所谓的科技领城内恶性竞争，最终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有待商確、验证。
前三十年，一个普通农民，生养四五个孩子，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孩子读书成家，虽困难，却也过得去。然而经过现代科技化的洗礼后，一家有时候连一个孩也养不起。
人类奋斗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不只是我们普通民众不清楚，恐怕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也很迷茫。
老子云：“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说白点，就是人间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邪恶的事情就会连连发生。
文学就应该取材于社会，指引于大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只有大树的根系植根于大地的深处，吸取足够的养分，才能换来树冠的枝盛叶茂。
殷切盼望，费先生"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的创作风格，得以延续，探索、引导中华文明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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