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精选篇」
必需品，所以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差序格局
中国人总是被诟病“私”，但是所谓公私是一种人我界限划分的问题。
西方的群体是团体格局，其特点是界限分明，但是中国是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自己的交际网络形成同心圆。其大小具有极强的伸缩能力。而每个人的同心圆都是不同的，而且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势力而呈现不同的大小和能量。
因此西方的团体格局讲究资格和权利，中国的差距格局讲究关系和交情。
因此中国所谓的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一切价值多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
这种差序的推浪模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方把权利和义务分的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在差序格局当中，公私就变成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范围内所谓的公私才有意义，而最高层次的公就变成了天下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难以形成民族国家这种结构。
按：那么中国人到底是集体性的还是个体性的呢?这真是非常矛盾的问题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西方的团体格局最终需要在平等的个体之上有绝对的仲裁者，因此有上帝。人人在上帝之前平等，上帝对每个个体公道。而实践中，负责仲裁的只能是代理人，因此政府也是代理人，人们互相尊重，政府保障个人权利，防止权利滥用。
但是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一切普遍的道德最终都要回归到具体的孝悌忠信，而差序格局的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是个体的“克己复礼”。
所以孔子始终不能说明仁的含义，因为仁这种抽象的普遍道德最终在实践中回归到个体的关系层面上，被相应的孝悌忠信所代替，仁就和天下这个概念一样虚无缥缈。
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的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的私人间的道德……而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按：最后一句极精辟，中国人的双重标准，为亲者讳无非就是差序格局下的道德规范而已。
家族
需要注意的是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无论在中西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其发挥的作用程度不同。
中国的家庭的扩大是单系的，沿着父系外延的。而扩展家庭的目的在于经营除了生育之外的事业需要更多成员进行分工，而且要在时间上创造连续，小家庭成员有限，成员的年龄也有限。因此扩大的家庭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而扩大之后的家庭，其主轴就不是负责生育的夫妻关系，而是维系家庭扩张和传承的父子关系。因此需要家法，需要服从。而把生育之外的太多东西拉进家庭中，也导致两性之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
男女有别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尤其是性别。
男女之间的生活越深入，差异处就越大，而恋爱关系也处于持续不断的紧张状况。而这些浮士德式的精神是在乡土社会中不容存在的。为了避免这种激动性的感情，所以要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按：这里大概纯理论的地方多一些，中国农村的性开放程度似乎要比城市高。
礼治秩序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往往是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有效的，于是言必尧舜，好古和保守成为保证。不必知其所以然，照办便能灵验，自然就成为一种价值。如果进一步认为不这样作就会导致不幸而生出敬畏心，那么礼治就达到了。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
按：作者提到礼治与法治不同点在于推动力量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国家，这似乎有点不妥，中国古代从魏晋开始就以礼入法，国家性的把礼当做法律来推动不是什么少有的现象。应该要认为基层的礼是粗糙的，根据各地具体情形形成的具体的礼，而国家的礼是抽象的，具有政治性，强制性的礼。二者的关系是交叉的，但是都基于传统，都含有国家推动的成分，在推动力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礼治和法治的区别并不在此。作者也没有说清楚。
无讼
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礼俗的维持在于教化，打官司表示教化不够。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
诉讼在乡土社会难以被接受，首先是因为差序格局不接受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也不承认个人平等主义，更对其程序规则一窍不通。而合法的行为常常就是乡土中认为是坏的行为，所以司法处在乡下人看来无疑就是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按;这样的矛盾至今还是存在，但是主要集中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争论上，然而所谓多数人眼中的“实质正义”无疑就是乡土社会中的善恶标准的延续。
无为政治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权力具有压迫性，是横暴的权力。从功能主义看，权力是合作中产生的，是同意的权力。权力的诱人处在于其带来经济利益。
按：似乎权力不仅仅是在理性的经济力诱惑上，而是来自生存意志所居息的潜意识层面，并且成为一种超越意识的本我中的力量。所谓“权利即上帝”(《1984》)就是最好的比喻。
农业社会本身的积累量是不足的，这就对横暴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因此农业帝国是虚弱的，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农业的剩余跟着人口增加而日减，和平又给人口增加的机会……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
按：工业帝国也同样脆弱的，其不可控制的全球经济造成的灾难更是远超农业帝国的水平。可见物质的发展远远慢于人类组织野心的进展。
长老政治
对于传统的遵从催生教化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而凡是文化性，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
而因为生命的阶段是相似的，因此年长的人都握有教化的权力。长幼有序也成为重要的架构。
按：这在语言中就有相当的体现，英文中的brother 和sister 都不分大小，而中文一定会分清兄弟还是姐妹。另外作者提出的这种长者的教化过程类似于爸爸的权力，这个中国和古罗马是相似的，古罗马也强调所谓的父权，即所谓pietas 即对家庭和父亲的尊重。推广之下就是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其专门的表达就是“Mos Maiorum”即“the code of the elders”，但是很显然罗马成为帝国之后原本的“Mos Maiorum”就开始衰微，而到基督教传播之后，“Mos Maiorum”就几乎完全消失了。所以基督教精神是推翻这种教化权力的主要助力。和西方服膺与上帝之下的平等权力是相契合的。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这种长者教化的权力更是完全颠倒了过来，至少在最新的科技掌握和运用之上，年轻人往往是年长者的老师，因为共同经验被不断创新的科技推翻，基于传统的权力就不具有可靠性。但是在比较传统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年长者还是占有优势。但是毕竟已经产生了撕裂，这种代际之间的紧张感是乡土社会转型时代最激烈的对抗的来源之一。
血缘和地缘
血缘是不容选择的，血缘也是稳定的力量。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因为我们的籍贯继承于父辈。哪怕流浪到别处生活很久，也会被当地的社会当做外乡人。但是外乡人自然有其社会功能。因为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比如钱的往来最好不要牵涉亲戚。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存在的，取代的东西是礼物的相互馈赠。而为了寻求没有人情参与的交易，人们甚至愿意跑到很远去赶集。
按：其实就是为了寻求真正的等价交换。
外乡人因此就成为乡土社会可以交易的对象
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按：这也就是古希腊用地域代替血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理性自我的展开过程。
名实的分离
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并不绝对。当团体应对新环境，传统就失去有效性，新的方法又不现存。因此文化英雄就出现了。其权力就可以看做时势权力，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赶紧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表现得也最清楚。
当然如果社会变迁和世代交替的速率差不多，社会就不需要革命，英国就是一个典型。
在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后思想定于一尊，后世的变化就被容纳进“注释”系统之中。这也导致了名实之间的分离。形式不可反对，但是内容可以改变，因此产生口是心非。
从欲望到需要
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但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因之有了“计划”。
所谓欲望，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但是乡土社会中的欲望常常是适合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文化事实，是人从社会学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决定的。而其决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根据试错淘汰的过程。决定行为的是从试验与戳我的公式中累积出来的经验，思想只有保留这些经验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
评
首先费孝通的两部作品《乡土中国》和《中国绅士》都是典型的社会学的静态分析，重视现状的素描与横向的对比，但是缺乏纵向的拓展，基本没有涉及其所叙现象的历史源流，这或许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大不同之处。
其次，费孝通的作品很好的做到了不掺杂感情进入社会的分析。这一点做的最差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是不掺杂感情并不代表没有感情。很显然，从其用词就可以看出费孝通一定是赞成乡土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是相背离的，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打破乡土社会的特点以完成社会转型。这样的说服力和马克思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感情激烈的大加讨伐取得的效果是相当的，而且更加具有说服力。
最后，乡土社会的概念确实只能适用于原始的，简单的，农业的社会。从中产生的价值观也逃离不了这种社会的束缚。但是现代社会必然是愈加先进的，复杂的，工业化的。其所依赖的价值必然是和乡土社会的价值相左的。因此要现代化，所谓的传统观念要去除的几乎占到90%，因此所谓传统价值和现代化社会的共存基本上是一种伪命题。这点在《武士道》这本书也可以看出来。所以某党对于传统价值的弘扬，不仅仅是文化的倒车，更是开现代化的倒车，是必须坚决批判的。乡土社会的简单性让每个人都具有高度可替代性，个人的价值极低，个性极统一。但是现代社会人的价值凸显，其社会中的不可替代性加强。是人类的极大进步，即使乡土社会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但是对于这种安全感的怀念充其量是一种病态的怀旧病。告别乡土社会的安全感而去拥抱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才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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